子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不起波澜，却一刻不停地向前。
从法院回来之后，庄毅的生活进入了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节奏——规律的、重复的、几乎可以用“无聊”来形容的节奏。但对于一个刚从七百年前穿越过来、身体里还装着一个恶霸灵魂的人来说，“无聊”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至少意味着他没在惹事，没在伤人，没在被乱棍打死。
每天早上六点，庄母起床的声音会把他从睡梦中唤醒。
不是闹钟，是他养成的习惯。准确地说，是他强迫自己养成的习惯。上辈子他睡觉跟死猪一样，雷打不动，别说有人起床，就是有人在他耳边敲锣他都醒不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的耳朵像装了弦一样，庄母那边的卧室门只要轻轻一响，他的眼睛就睁开了。不是因为警觉——虽然他确实比以前更警觉了——而是一种他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
他听到庄母轻手轻脚地掀开被子。那床被子盖了好多年了，棉花早就板结了，每次翻身都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像秋天的落叶被人踩碎。她在黑暗中摸索着穿衣服，衣服是前一天晚上就放在床头叠好的，深蓝色的工装，工厂发的，洗了不知道多少遍，布料薄得透光。然后她踮着脚尖走过客厅去厨房。
她以为他还在睡，所以每一步都放得很轻，像怕踩碎了什么。但她不知道，她踩在地板上的每一声“咯吱”，他都在心里跟着数。
庄毅躺在行军床上，闭着眼睛，听那些声音。
水龙头开了一小会儿，不是全开，是拧开一个小缝，让水细细地流出来。接了一壶水，放在灶上烧。煤气灶打火的声音，“咔嗒咔嗒”响几下——有时候要响七八下才能点着，这台灶用了快十年了，点火器不太灵了。然后是“轰”的一声，火着了，那一瞬间的声响像是谁在叹气。
塑料盆从架子上拿下来，是军绿色的，盆底有一道裂纹，用胶带缠着，不漏水但看着寒碜。毛巾从挂钩上取下来，那条毛巾本来是白色的，现在灰扑扑的，边角都起毛了，但她舍不得换。热水兑凉水的声音，水花溅起又落下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然后是一阵安静——她在洗脸，不想弄出声响，连呼吸都憋着。然后是梳头，塑料梳子穿过头发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快，因为她的头发不长，也没什么好打理的。然后是穿上外套，拉链的声音，那件外套拉链有点卡，每次拉到最后都要用力拽一下，“咔”的一声，像是锁定了一个姿势。
她从鞋柜里拿出那双旧皮鞋。那双鞋庄毅注意过，黑色，圆头，鞋跟已经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了，走路的时候身体会微微向左倾，但她似乎感觉不到，或者感觉到了也不在意。皮鞋的鞋带被她系得很紧，系成死结，大概是不想走路的时候松开弯腰重新系——她腰不好，弯不下去。
然后，她会走到庄毅的床前，站一小会儿。
他看不到，但他知道她在看他。他能感觉到她的目光落在他脸上的温度，像冬天里的一小团火苗，不烫，但暖。那一小团火苗照在他的额头、鼻梁、下巴上，让他觉得自己的脸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托住了。有时候她会伸出手，把他踢开的被角掖好——被角其实没有踢开，她知道，他也知道她知道，但她还是掖一下，像是给自己一个交代。那只手在离他脸几厘米的地方停顿一瞬，庄毅能感觉到那只手散发出的温度，还有那只手上的气味——洗衣粉、铁锈、葱花、岁月的味道。那只手没有碰到他的脸，但他觉得那只手已经摸过了。
然后她走了。门轻轻地关上，“咔嗒”一声，锁舌嵌进锁孔里。她的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先是在四楼到三楼的楼梯上，一步一步的，很有节奏，像是某种古老的鼓点；然后到二楼，声音变小了；然后到一楼，几乎听不到了；最后被外面的车流声吞没，彻底消失了。
庄毅在门关上的那一刻睁开眼睛。
房间里又只剩他一个人了。窗外还是黑的，冬天的天亮得晚，六点钟城市还在沉睡。只有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像一银色的针，缝着黑夜和白天。
他躺了一会儿，大概有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他没有表，也不太在意时间。然后起床。
叠被子。庄母教他的——被子要叠成方块，先对折，再对折，再把边角理平整。他叠出来的永远不是方块，更像是一个馒头，圆滚滚地趴在床上，没有棱角。庄母从来不嫌他叠得不好，每次看到都会笑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但他看到了。
洗脸。冷水，因为他烧热水嫌麻烦。水从水龙头里冲出来，冰冷刺骨，冬天的时候水龙头的铁管都结了一层霜，手碰到的时候像是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但他不介意。上辈子冬天的水更冷，井水打上来的时候带着冰碴子，洗脸跟受刑一样，他不也洗了三十多年？
牙刷。这个世界的牙刷和牙粉，他用了将近一个月才习惯。宋人用柳枝和盐刷牙，把柳枝的一头咬烂，沾上盐，在牙齿上来回蹭。第一次看到牙刷的时候他还以为是什么奇怪的刑具——一小棍子，一头长着密密麻麻的毛，像某种虫子的腿。用的时候要把一种叫“牙膏”的膏体挤在毛上，放进嘴里上下左右地刷，那个膏体的味道很奇怪，凉飕飕的，辣乎乎的，第一次用的时候他差点吐出来。
现在他已经能熟练地把牙膏挤在刷毛上——不多不少，大概一厘米长，庄母说挤多了浪费。放进嘴里，先从左边刷起，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然后右边，然后门牙，然后舌头——庄母说舌头也要刷，不然会有口臭。他以前不知道舌头还要刷，但他的口臭确实好了很多，这大概就是“文明”的代价。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用力过猛把牙刷得满嘴血——这双手不太会控制力气，上辈子握刀的手，这辈子握牙刷，握力是一样的，但对象不同。刀不怕你用力，牙龈会怕。
然后做早饭。
庄母走之前会给他留饭——粥在电饭煲里温着，菜在锅里盖着。电饭煲是那种最老式的，按下去就开始煮，跳上来就煮好了，没有什么“智能”“预约”的功能。庄母每天早上出门前会把米和水放好，按下去，等庄毅起床的时候粥刚好煮好，温温的，不烫嘴。
但他还是喜欢自己做。不是嫌庄母做的不好吃——庄母做的粥比他做的好吃一百倍，米粒软烂，浓稠适度，每次都恰到好处。他想自己做，是想让她多睡一会儿。
虽然她从来不听他的。每天早上还是五点多就起来给他做饭，好像不做这顿饭她就不安心，好像如果她不亲手把米下锅、把火点着、把锅盖盖上，庄毅就会饿死似的。他知道这说不通，但他理解——这个女人这辈子能控制的事情太少了，她控制不了儿子的命运，控制不了生活的困顿，控制不了时间的流逝。她能控制的，大概只有每天早上那锅粥的火候。
所以她把那锅粥煮到了最好，把每一粒米都煮到了恰到好处。
至少，他可以让她少做一顿——午饭她自己带的是昨晚的剩饭，那是她自己在工厂食堂吃的，用保温桶装着，放在工位旁边，有时候忙起来忘了吃，到下午三四点才想起来，饭菜已经凉了。她不在意，凉了就凉了，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
庄毅有时候会想，她这辈子，吃过几顿热乎饭？
他的厨艺进步了一些。从最初的“能熟就不错”升级到了“勉强能吃”。他会做蛋炒饭、西红柿炒鸡蛋、青菜炒豆腐、煮面条、熬粥。就这几样，换来换去，味道都差不多——偏咸。他好像对盐的分量把握不准，每次都觉得“应该再多一点”，然后就多了。但他不觉得这是多大的问题，咸了就多喝水，死不了人。
他曾经试图做红烧肉。庄母最喜欢吃红烧肉，但很少做，因为肉贵。一天，他偷偷去菜市场买了一块五花肉——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去菜市场，那些摊位、那些秤、那些塑料袋、那些扫码支付的牌子，他花了好一会儿才搞明白。买肉的时候他不知道该买哪块，卖肉的大姐问他“要多少”，他说“要一块”，大姐笑了，旁边的人也笑了，他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那块肉拿回家，他照着手机上的视频做。视频里的人做得很轻松，切肉、焯水、炒糖色、加酱油、加水、炖，每一步都很丝滑。他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切肉切得大小不一，焯水的时候水放少了糊了锅底，炒糖色的时候糖直接变成了黑色的焦炭，锅冒起了白烟，他手忙脚乱地关火开窗，油烟机开到最大，嗡嗡嗡地响了半天。
最后做出来的东西，颜色是黑的，味道是苦的，肉是硬的，像一块焦炭。他尝了一口，呸了出来。
那块肉，糟蹋了。三十五块钱，就这么没了。
庄母回来看到那一锅黑乎乎的东西，先是一愣，然后笑了。不是嘲笑，是那种“你怎么这么笨”的笑，带着一点心疼——心疼那三十五块钱，也心疼他站在灶台前手忙脚乱的样子。
“没做过就慢慢来，”她说，把那一锅焦炭倒进了垃圾桶，“下次妈教你。”
下次。
庄毅把这“下次”记在了心里。
吃完早饭，他会洗衣服。
不是用洗衣机——这个家有洗衣机，是那种最老式的双缸洗衣机，庄母说是五年前花三百块从旧货市场买的。那台洗衣机通体白色，现在变成了米黄色，上面还有几道黑色的划痕。两个缸，左边洗，右边甩，洗的时候波轮转得慢悠悠的，甩的时候又猛得像要起飞。
庄毅第一次用的时候，差点把那玩意儿搞爆炸。
他把洗衣粉倒了大半袋——他不知道该放多少，视频里的人说“适量”，他不明白“适量”是什么意思。在他上辈子的经验里，“适量”就是“差不多就行”，但他不知道什么是“差不多”，所以就倒了很多。
泡沫多得从盖子的缝隙里溢出来，白色的泡沫像瀑布一样流了一地，整个厨房的地板全是泡泡，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脚下打滑，差点摔了一跤。他手忙脚乱地关掉洗衣机，用脸盆接水冲地板，水越冲越多，泡泡越冲越多，最后整个厨房变成了一个泡泡池。
他用抹布一点一点地把地板擦净，蹲在那里擦了将近一个小时。蹲得太久，腹部的伤口又开始隐隐作痛，他咬着牙坚持，心里骂自己蠢。上辈子他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衣服，那些事都是下人做的，他连衣服怎么洗都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至少知道了不能放太多洗衣粉。
庄母回来看到什么都没说。她没有问他为什么地板这么湿，没有问他为什么洗衣粉少了那么多。她只是把庄毅叫过来，手把手地教他怎么用。
“洗的衣服不要放太多，放太多洗不净。洗衣粉放这么多——你看，就这么一小勺，多了有泡沫，冲不净。先洗，水放到这里，不要超过这条线。洗完了把衣服捞出来，放到甩桶里，衣服要摆均匀，不能一边多一边少，不然会响。”
她弯下腰，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摆进甩桶，码得整整齐齐，像在码砖头。然后盖上盖子，按下开关。
甩桶开始转动，起初很平稳，然后越来越快，“哐哐哐”的声音越来越大，整台机器开始跳动，像是在地板上跳舞。庄毅下意识地退了一步，庄母却很淡定，一只手按在洗衣机上，稳住它。
“就是这样，”她说，“老机器，不稳。用手按着就行。”
她按着跳动的洗衣机，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像是在做一个她做过几千次的动作。那个画面刻在了庄毅的脑子里——一个女人，一只手按着一台快要散架的旧洗衣机，让它安静下来。
她没按住的，大概不只是洗衣机。
现在他已经会用了。虽然每次甩的时候，那台老机器还是会发出拖拉机一样的声音，把整栋楼都吵得嗡嗡响，楼下的老太太有时候会敲暖气管抗议，“当当当”三下，意思是“吵死了”。但至少衣服能洗净，也能甩。
洗完衣服，晾在阳台那锈迹斑斑的铁丝上。
阳台很小，小到只能站一个人。铁丝是庄母自己拉的，两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中间因为衣服太重会往下坠，形成一个浅浅的弧形。庄毅把衣服一件一件地从洗衣机里捞出来，抖开，挂在衣架上，再用晾衣叉举到铁丝上。
冬天的风从阳台的缝隙里灌进来，冷得像刀子。衣服在风里飘来荡去，袖子和袖子纠缠在一起，像是在跳一支无声的舞蹈。不到半天，那些湿漉漉的衣服就冻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块铁皮立在风中，相互撞击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像在打拍子。他把它们收进来，先放在行军床上化冻，等它们变软了再挂在暖气片上烤——这个家有暖气了，虽然不太热，但至少比宋朝的炭盆强，不用半夜起来加炭，也不会一氧化碳中毒。
他不知道“一氧化碳”是什么，但苏医生说过，冬天烧炭取暖很危险，会死人的。他把这个记在心里了，不是因为怕死——他死过一次了，知道死是什么滋味——而是因为不想让庄母担心。
下午是最难熬的。
事情都做完了，天还没黑，庄母还没下班，他一个人待在那个仄的屋子里，不知道该什么。电视不想看——看不懂。那些人在说“GDP”“CPI”“结构性改革”，他一个字都听不懂。那些电视剧里的人穿着他不认识的衣服，说着他不理解的话，爱得死去活来，恨得咬牙切齿，他都觉得虚假，像是在看皮影戏——好看是好看，但和他没有关系。
手机不想玩——玩不明白。那个小小的屏幕里有太多的信息，太多的APP，太多的通知，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他每次打开手机就觉得头晕，那些五颜六色的图标像一群蚂蚁一样爬过来，爬满了他的视线，让他想扔掉手机逃到没人的地方去。
睡觉不想睡——睡够了。他的身体在快速恢复，愈合速度快得连医生都觉得奇怪。脾脏破裂这么大的手术，一般人的恢复期至少三个月，他一个多月就能跑能跳了，除了偶尔的隐痛，几乎像没事人一样。他不需要那么多睡眠了，白天睡不着，晚上也睡得少，一天睡五个小时就精神抖擞，剩下的十九个小时，他得想办法打发。
他就坐在窗前，看着外面。
对面三楼那个炒菜的女人，他知道了她的作息——每天下午五点半左右开始炒菜。她炒菜的时候总是先把葱姜蒜爆香，那个味道隔着一条路他都能闻到，是那种最家常的、最普通的、但最能勾起人食欲的香味。六点左右吃饭，她男人会在这个时间回来，穿着工装，有时候满身灰尘，有时候满脸油污。七点左右洗碗，她男人洗，她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换个台，翻来覆去地翻，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八点左右，有人敲门，有时候是邻居来借东西，有时候是快递来送货。十点左右关灯睡觉，但窗帘偶尔会掀开一角，大概是她在拉窗帘的时候顺便往外看了一眼。
四楼那个孩子在写作业，他的书桌就在窗户旁边，庄毅能看到他的侧脸。有时候写累了会趴在桌上发呆，咬着笔帽，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妈妈会过来摸摸他的头，给他端一杯牛，牛冒着热气，在灯光下像一团白色的雾。那个孩子接过牛，喝一口，嘴唇上方沾了一圈白色的渍，妈妈笑着给他擦掉，然后继续去忙自己的事。
二楼那个看电视的老头的电视声音很大，庄毅在这里都能听到。看的好像是一个什么战争片，枪炮声很响，砰砰砰，哒哒哒，像是回到了他上辈子的战场——但他没上过战场，他只打过架，打那些比他弱的人，那不叫战争，那叫屠。老头有时候会在沙发上睡着，电视开一夜，那个战争片播完了，换成购物频道，又换成新闻，又换成深夜剧场，他始终没有醒来，蜷缩在沙发上，像一只老猫。
这些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他们的生活就这么裸地展现在他面前，没有遮拦，也没有防备。他们不知道对面四楼有一个从宋朝来的恶霸，正坐在窗前，像一个偷窥者一样看着他们。他们不知道那个恶霸在看他们吃饭、做饭、看电视、哄孩子、吵架、和好、发脾气、笑、哭、活着。
有时候庄毅会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太对。这样盯着别人看，算什么？上辈子他从来不偷看别人，他都是大摇大摆地闯进去，想看什么看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想打谁打谁。他的目光从来不是躲闪的、窥探的，而是正大光明的、侵略性的、让别人不敢抬头和他对视的目光。
现在倒好，活得跟个贼似的——不是偷东西的贼，是偷看别人生活的贼。他把自己缩在窗帘后面，像一只躲在洞里的老鼠，偷偷地看着外面的世界，不敢发出声响，不敢让人发现。他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怕被人当成变态？怕被人报警？还是只是单纯地觉得，他没有资格正大光明地看别人过好子？
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过好子，也没有让别人过过好子。所以他不配。
但他控制不住自己。
因为那些画面太吸引他了。不是画面本身有多精彩——就是普通人吃饭、做饭、看电视、哄孩子，无聊得要命。在宋朝，这种画面他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他宁愿去喝酒、去赌钱、去找女人、去打架。那些事情才，才能让他觉得活着。
但那都是假的了。
那些，他体验了三十多年，体验到最后，连人都没有感觉了。他记得第一次人时的恐惧——手心出汗，心跳加速，手里的石头沉得像一块铁。砸下去的时候，他闭上了眼。砸第二下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砸第三下的时候，他已经不怕了，甚至觉得有点兴奋。到后来，人对他说就跟吃饭喝水一样平常，不会出汗，不会心跳加速，不会闭眼，不会做梦。
没了感觉，就什么都没了。活着和死了没有区别。
但现在，看着对面三楼的炒菜声，四楼的孩子喝牛，二楼的老头在沙发上打盹——他有了感觉。
一种陌生的、柔软的、让他想哭的感觉。
那些画面里有一样他上辈子从来没有的东西：安宁。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为生计发愁、不为生命安全担忧、不被人欺负也不欺负别人的安宁。那家人的子不一定富裕——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大概也就是普通工薪阶层，可能连工薪阶层都算不上，也就是勉强糊口的水平。但他们活得踏实。妈妈会在孩子写作业累的时候摸摸他的头，爸爸会在饭桌上跟孩子聊学校里的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晚饭，说说笑笑，吵吵闹闹，然后各自去忙各自的事。
这种安宁，庄不董从来没有拥有过。他这辈子——两个辈子——都没有。
他拥有的是另一种东西——权力。让别人怕他的权力。那种权力让他觉得自己大，大到可以遮天蔽，大到可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那种“大”是假的，是沙子堆起来的城堡，风一吹就倒了。他揍了别人，别人怕他；他揍不了别人，别人就不怕他了。他的安全感建立在别人对他的恐惧之上，而恐惧这个东西，是最靠不住的。
但他不知道别的活法。
他以为活着就是抢，就是打，就是让别人怕你。他以为这就是天经地义的，是这世道的规矩，是丛林的法——你不吃别人，别人就吃你。他不觉得自己有错，他觉得是这个世界错了，是这个世道他变成了这样。
可对面三楼那个炒菜的女人，四楼那个给孩子端牛的妈妈，二楼那个在沙发上打盹的老头——他们也没有吃人，也没有被人吃。他们就那么活着，普通地、踏实地、像一棵树一样扎在地上地活着。
他们不需要让别人怕自己，也能活得下去。
那庄不董的活法，到底是世界的错，还是他自己的错？
他不敢想这个问题，因为想了就要面对答案，而那个答案他大概承受不了。
他只能看着，看着那些他不曾拥有过的安宁，像看一场不属于他的电影。
看累了，就闭上眼。
闭一会儿，再睁开。
对面三楼的灯灭了。四楼的灯还亮着，孩子在写作业。二楼的战争片还在响，老头不知道醒没醒。太阳落下去了，城市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黄的白的，远看像一片发光的海。庄母的身影出现在楼下那条窄路上，她走得很慢，一只手扶着腰，大概是坐了一整天腰又疼了。
庄毅站起来，去厨房，把她留的那些菜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在锅里热上。他的动作已经比以前熟练多了——开火、倒油、下菜、翻炒、加盐、出锅。虽然味道还是一般，但至少不会再烧焦了。
门锁响了。
庄母进来，换鞋，放下布袋，走进厨房，站在庄毅身后看了一会儿。
“今天的菜炒得比以前好，”她说。
“咸了。”庄毅说。
“不咸。”
“你还没吃呢。”
“不用吃，看颜色就知道不咸。”
庄毅知道她在哄他。他的菜，不管是什么，十次有八次是咸的。但他没有揭穿，因为他知道，她说“不咸”的时候，不只是为了哄他开心，也是为了告诉自己——她的儿子在变好。哪怕只是从“把菜炒煳了”变成“把菜炒咸了”，那也是变好。
一点点好，也是好。
她把菜端到餐桌上，盛了两碗饭，一碗给他，一碗给自己。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着那顿咸了的晚饭。
窗外的灯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画出一片暖黄色的光晕。
“妈，”庄毅忽然开口。
“嗯。”
“等我挣了钱，咱们换个大点的房子。”
庄母的筷子顿了一下。
“这个就挺好，”她说，“住习惯了。”
“太挤了，”庄毅说，“你连个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庄母沉默了。
她确实没有自己的房间。客厅就是她的卧室，那张行军床白天收起来当椅子，晚上铺开当床。她的全部隐私就是那道薄薄的布帘子，拉上布帘子，她就是这个房子里的客人——连门都没有的客人。
她不觉得委屈，或者说，她早就忘了委屈是什么感觉。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儿子吃饱了她就饱了，儿子穿暖了她就暖了，儿子有个地方住，她睡沙发也行。
但庄毅替她委屈。
上辈子，他不知道什么叫“替别人委屈”。上辈子别人委屈了跟他无关，甚至那些委屈就是他给的。他不会去想在柳河屯那些被他得走投无路的人是什么感受，不想也不在乎。不是没心，是他们在他眼里不是人——至少不是和他一样的人。他们是蝼蚁，是草芥，是活该被踩在脚下的东西。
现在他知道他们是什么了。
他们和庄母一样。和他一样。都是人。
会疼，会哭，会在深夜辗转反侧，会在清晨叹息，会对着一盘咸了的菜说“不咸”。
都是人。
“好，”庄母说，“等你挣了钱，咱换大房子。”
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庄毅，低着头扒饭，声音很轻，像是在哄一个孩子。她大概不觉得庄毅真的能挣到钱换大房子，但她愿意顺着他说，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梦。她这辈子做了好多好多美好的梦，大部分都没实现，但她还是愿意做。
庄毅知道她的想法，但他没有争辩。
他会让她看到的。
吃完饭，庄母去洗碗。庄毅坐在餐桌前，继续研究那个旧手机。他在查“找工作”的信息——怎么找、去哪儿找、需要什么条件。他看了一个又一个招聘广告，那些公司要求的学历、经验、技能，他没有一个符合的。连送外卖都需要有电动车，他连电动车是什么都不知道。
查着查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网上说，找工作需要简历。简历需要写学历、工作经历、技能。庄毅的学历是“高中肄业”，工作经历是“快递点了一个月”，技能是“无”。没有技能，没有学历，没有工作经验，没有任何公司会要这样的人。
网上还说，很多公司会做背景调查。有犯罪记录的人，很多工作都不能做——不能当公务员，不能当老师，不能当律师，不能当医生，不能当司机，不能当保安，不能当很多很多种人。
庄毅把手机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形状还是一头卧着的牛，一个多月了，它没有变过。牛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在等他，又像是在嘲笑他。
出路在哪里？
他想了很久，想到了一个答案。
也许没有出路。也许这个世界不需要他。也许他就像一块多余的石头，被丢在路边，没有人捡，也没有人在意。
但那块石头还可以做一件事——挡水。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路面流下来，那块石头可以挡住一部分水，不让它冲走更小的石子。一块石头改变不了河流的方向，该往哪儿流还是往哪儿流。但至少，它挡在那里，它起了作用。
庄毅不想做那块挡水的石头。他想做更多。但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先成为那块石头。
他重新拿起手机，继续查。
这一次，他查的不是“找工作”，而是另一个词——“社区矫正”。
那是他接下来一年半要面对的东西。法院的判决书上写着，缓刑期间，他必须接受社区矫正。什么是社区矫正？他得搞清楚。他不想再犯任何错误，不想再回到法庭上，不想再让庄母坐在旁听席上，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泛白。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着，把那些法律条文看了三遍，直到全部记在心里。
每个月定期去司法所报到。不能离开本市。不能违法犯罪。要参加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要服从监督管理。
他记住了。
把这些记在心里，庄毅把手机放下，闭上了眼睛。
他在心里盘算着明天的事。
明天，他要去找庄母说的那个工厂，看看能不能做临时工。一天八十也行，八十块就是八十块，总比在家坐着强。八十块能买五斤猪肉，够庄母吃好几顿红烧肉了。
他在心里算着账，算着算着就睡着了。
手机屏幕还亮着，照着天花板。那天花板上的水渍，在手机屏幕的光里，看起来像是活了一样，微微地起伏着，像是在呼吸。
那头卧着的牛，终于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