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岁，按村头老张头的说法，就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可眼神贼亮、鬼点子比山里的野兔子还多”的年纪。此刻正蹲在院门口的石磨盘上，手里捏着一狗尾巴草，一边挠耳朵一边盯着远处那条蜿蜒下山的小路——我爸李建国今天要走，去河北打工。
这事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上一世，他就是这一年走的。被人骗进黑煤窑，了大半年苦力，吃的是发霉窝头，睡的是水泥地，连上厕所都要排队。后来趁看守打盹，翻墙逃出来，一路乞讨回云南，到家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裤兜里揣着几个硬得能砸死狗的馒头——那是他路上省下的口粮，一个都没舍得吃。
我妈抱着他哭了一宿，跪在灶王爷前磕头：“菩萨，人回来就好。”
可这一世，我明明知道结局，却啥也没说。
为啥？
因为我怕。
怕我说“别去河北”，他真听我的，转头去了别的地方——比如山西矿井、河南砖厂，万一遇上更狠的黑心老板，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怕我一开口，改变太多，反而让命运这头倔驴尥蹶子，把全家踹进更深的坑里。
所以，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收拾那个打了三块补丁的帆布包，塞进两件旧衣、半袋苞谷饼子，临走前摸摸我的头，又亲了亲还在襁褓里的二妹，低声对我妈说：“秀兰，撑住。等我挣了钱，就接你们进城。”
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可我还是咬着嘴唇，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声气问：“爸，你去哪呀？”
“去……去大城市。”他含糊道。
“大城市有糖吃吗？”
“有！管够！”
我点点头，转身跑进屋，从炕席底下摸出一小包空间晒的金银花茶，塞进他包里：“爸，路上喝水泡这个，不生病！”
他愣了下，笑着揉我脑袋：“俺家二娃子，懂事。”
其实我心里翻江倒海：爸，你受的苦，我都记得。这一趟，我不能拦你，但下一次，我一定把你往光亮处推。
子就这么一天天熬。我爸走后，家里更静了。我妈王秀兰白天种地、喂猪、带两个娃，晚上就着煤油灯缝补衣服，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妹妹才一岁多，整天咿咿呀呀，见不到爸就哭。我呢，表面是个调皮捣蛋的野孩子，实则每天夜里都钻进空间，盯着那片越来越大的鱼塘发呆——我在等，等我爸回来，也等一个改变全家命运的机会。
八个月后，一个雪夜，院门“吱呀”一声开了。
我爸回来了。
他瘦得颧骨凸起，胡子拉碴，衣服破得露出棉絮，可眼神亮得吓人。他从包里掏出三个馒头——真有我脑袋那么大！硬邦邦，黑乎乎，表皮裂着缝，像块风的树皮。
“路上没饭吃，就靠这几个撑回来。”他咧嘴笑，露出一口黄牙，“不过值了！我看见火车了！看见高楼了！城里人穿皮鞋，走路都不沾泥！”
我妈一边哭一边烀热水给他泡脚。我蹲在旁边，偷偷看他脚底的血泡和冻疮，心里又疼又恨：这世道，得人拿命换见识。
可也正是这次失败的远行，让我爸心里种下了火苗。他不再满足于守着这几亩石头地，开始琢磨：“外面有活路，只是我没找对门。”
我知道，他很快又要走。
上一世，他去了昆明，在建筑工地扛水泥，后来租了个小铺面卖米线，勉强糊口。我六岁跟着进城，在城中村长大，成了个“农民工子弟”。虽然也算见过世面，但始终是边缘人，考大学、找工作、买房，样样比城里孩子难十倍。
这一世，我绝不能让他再走那条窄路。
中国马上要起飞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是黄金十年——上海浦东开发、广州外贸崛起、深圳特区狂飙……机会遍地都是，就看你敢不敢踩上去！
可怎么劝一个连县城都没出过的山里汉子去上海？
直接说？“爸，去上海！那里有、有外企、有万元户！”——他非当我发烧说胡话不可。
思来想去，我决定用“童言无忌”这招。
那天晚饭，我爸正啃着我妈烀的洋芋，我突然放下碗，眼睛放光：“爸！我要去上海！”
全家一愣。
“上海？”我爸皱眉，“那是个啥地方？比县里还大？”
“可大啦！”我手舞足蹈，“听说有楼房高得戳到云里头！马路上跑的车比咱村的鸡还多！还有……还有会唱歌的铁盒子（收音机）！”
我妈笑：“这孩子，听谁瞎说的？”
“托梦！”我信口胡诌，“说，李家要想翻身，就得去上海！”
我爸将信将疑。可架不住我天天念叨。
早上他劈柴，我蹲旁边喊：“上海的斧头是电动的，一按就转！”
中午他喂猪，我趴猪圈上喊：“上海的猪住楼房，有空调！”
晚上他抽烟，我凑过去：“爸，上海的烟卷儿是外国牌子，抽一口能喷彩虹！”
村里人见了都笑：“李二这娃，魔怔了，整天上海上海的，莫不是想当‘沪爷’？”
我爸一开始烦，后来竟真动了心。有天夜里，他问我妈：“秀兰，你说……上海真有那么神？”
我妈叹气：“孩子的话，当不得真。可……可他爸，咱在这山沟里，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不如……搏一把？”
就这样，在我连续三个月的“洗脑轰炸”下，我爸终于拍板：“好！我去上海！先探探路，要是真行，就接你们娘仨过去！”
临走前，我塞给他一张纸——上面歪歪扭扭画着地图，标着“上海火车站”“外滩”“浦东”（其实是小莫调出的1987年上海简图，我照着描的）。我还偷偷在他包里放了十斤空间晒的菌菇、五斤蜂蜜、一包草药茶——全是保命的东西。
“爸，到了上海，先找国营招待所，别信路边拉客的！”我叮嘱。
他摸摸我头：“你小子，咋懂这么多？”
我嘿嘿一笑：“教的呗！”
他走了，背影消失在晨雾里。这一次，我目送他，心里却踏实多了——上海虽远，但至少不是黑煤窑。那里有规则，有希望，有无数像他一样的普通人正在拼命往上爬。
而我，留在山里，继续我的“地下事业”。
如今我七岁，上了小学一年级。老师教拼音，我假装认真听，其实心里在算空间鱼塘的产量；同学背乘法表，我表面跟着念，实则在规划下一季该种什么果树。学习？对我来说就跟玩泥巴一样轻松——前世高中毕业，这点知识闭着眼都能答满分。
但我不显山露水。作业写得歪歪扭扭，考试故意错两道题，为的就是“合群”。毕竟，一个七岁娃要是次次考第一，非被当成妖怪不可。
真正让我忙活的，是山下的那条河。
不是之前那条小河沟了，而是村脚下的大河——水流湍急，深不见底，夏天涨水时能把牛冲走。大人严禁孩子靠近，可我仗着基因药剂强化的身体，偷偷溜去过好几次。
为啥冒险？
因为我要水！大量的水！
空间鱼塘虽能循环，但规模受限。我想扩建，就得引入外界水源。于是每次趁我妈下地，我就㧟个破木桶，蹽跶十里山路到河边，一桶一桶往空间里“搬”。
“小莫，收水！”
“叮！检测到淡水体，已注入生物空间水系。”
一趟、两趟、十趟……半年下来，空间水体扩到十个足球场那么大！清澈见底，水草摇曳，鱼群穿梭。我还顺手捞了不少鱼苗——鲫鱼、鲤鱼、草鱼，甚至有几条野生鳜鱼，全扔进空间养殖。
现在，我家餐桌上三天两头有鱼。
我妈纳闷：“二娃子，你哪来那么多鱼？河里不让下啊！”
我举起自制的竹竿鱼竿，一脸得意：“我自己钓的！看，鱼钩还是铁丝弯的！”
其实鱼竿就是个幌子。真钓鱼？累死我也钓不到这么多。但为了掩人耳目，我还真在河边坐过几回，偶尔真钓上一条小鱼，就当“证据”。
更妙的是，我开始偷偷卖鱼。
镇上集市有家小饭馆，老板姓赵，最爱吃鲜鱼。有天我㧟着两条肥鲫鱼上门：“赵叔，便宜卖你，五毛一条！”
他瞪眼：“七岁娃？哪来的鱼？”
“河里钓的！”
他半信半疑买下。第二天又来找我：“小子，还有不？客人说鱼特别鲜！”
我“勉为其难”又卖了三条。
从此，我成了赵老板的“秘密供货商”。每周送两次鱼，每次五六条，一条五毛到一块不等。两年下来，我攒了整整二百块钱！
要知道，1988年，二百块是什么概念？
我爸在上海工地，一个月工资才八十！
我家全年现金收入不到三百！
而我，一个七岁小孩，兜里揣着全村孩子想都不敢想的“巨款”，却低调得像个哑巴。
钱藏哪儿？
空间里有个小铁盒，是我爸以前装火柴的，现在成了我的“金库”。二百张一毛、五毛、一块的纸币，叠得整整齐齐，摸着都烫手。
但我一分钱没乱花。
我知道，这些钱，将来要派大用场——比如，买火车票去上海，比如，交妹妹的学费，比如，在我爸站稳脚跟前，给家里兜底。
子就这么慢悠悠过。春天采茶，夏天捉蛙，秋天捡板栗，冬天烤红薯。我在山里疯跑，我妈管不住，只好叹气：“由他去吧，这孩子命硬，摔不死。”
而我的空间，早已成了微型生态圈：菜园四季常青，果园初具规模（苹果、橘子、李子都挂果了），蜂场年产蜜三十斤，鱼塘产鲜鱼二十斤。我还试着养了两只空间繁殖的芦花鸡，下的蛋比普通鸡蛋大一圈，蛋黄金灿灿的。
最让我骄傲的是，妹妹身体越来越好。以前动不动发烧，现在天天喝空间蜂蜜水、吃高蛋白鱼肉，小脸红扑扑，跑起来比我快。
有时夜里，我躺在炕上，听着妹妹均匀的呼吸，望着窗外的星星，心里默默盘算：
爸在上海，应该找到工作了吧？
等他寄信回来，我就求他接我们过去。
到了上海，我就能用空间搞副业——卖菜、卖蜜、卖鱼，甚至开个小摊！
九十年代就要来了，机会多得像雨后的蘑菇，就看谁先弯腰捡。
当然，我也担心。
担心爸被骗，担心城里排外，担心我们一家四口挤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
可比起困死在这大山里，我宁愿去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