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守拙是在阿蘅下葬后的第三天，才终于有力气从书房里走出来的。
他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妻子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端到书房门口，又原样端走。她不敢敲门，只敢在门缝里张一张——看见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一沓稿纸，手里握着笔，一动不动，像个泥塑的人。第三天傍晚，她自己也没吃饭，坐在灶房里对着冷掉的灶台发呆，忽然听见书房的门吱呀一声开了。白守拙走出来，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的棉袍皱得像刚从箱底翻出来的。他走到灶房门口，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说：“给我一碗粥。”
妻子忙不迭地盛粥，手抖得勺子碰在锅沿上叮当响。她把粥端到桌上，又往里面卧了一个鸡蛋。白守拙坐下来，一口一口地喝粥，喝得很慢，像是在完成一个任务。喝了半碗，他放下筷子，说：“我要出趟门。”
“去哪里？”
“柳家坳。”
妻子手里的抹布掉在灶台上。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想说山路难走，想说你身体撑不住，想说你去那里做什么人都死了——但她看着白守拙的眼睛，什么都没说出来。她嫁给他三十年，知道他一旦露出这种眼神，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
“我陪你去。”她说。
“不用。”白守拙站起来，把剩下的半碗粥喝完，自己把碗洗了，然后走进书房开始收拾东西。他往包袱里装了几件换洗衣裳，一包粮，一壶水，还有那本《溪口妇》的手稿。手稿已经写完了，最后一页是被笔尖戳了一个窟窿的那页——他补了最后一段话，又在后面添了一行字：“翌年春，余访柳家坳。”
他等不到翌年春。他现在就要去。
妻子最终还是跟来了。她不放心他一个人走山路——他五十多岁了，教了一辈子书，连砍柴都不会，进了山不是摔死就是饿死。她背了一个更大的包袱，里头装了馍馍、咸菜、一壶米酒、一包金疮药，还有一件厚棉袄。白守拙看着她忙前忙后地收拾，忽然说了一句“这些年辛苦你了”。妻子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只是用力把包袱带子紧了紧。
他们天不亮就出发了。白守拙走得很慢——不是体力不支，而是他每走一段路，就会停下来看看路边有没有那种草。细叶，红，白花。他问了阿巧，阿巧说阿蘅最后那几天一直在找这种草，找到了又带回来了，带回来又枯了。他没见过蘅芜草长在地上是什么样子，只看过阿蘅包袱里那两棵枯掉的。但他记得阿蘅说过——娘的老家在柳家坳，那里有一条小溪，溪边长着蘅芜草。
那天下午他们在山腰上遇到一个采药的老汉。老汉背着一个竹篓，篓子里装着半篓草药，看见两个城里打扮的老人走山路，觉得稀奇，停下来搭话。白守拙问他知不知道柳家坳怎么走。老汉说知道，他就是柳家坳出来的人。白守拙又问，溪边是不是长着一种草，叶子细细的，是红的，开白花。
老汉想了想，说：“你说的是蘅芜吧。”
白守拙的嗓子忽然堵住了。他听见自己问：“真的叫蘅芜？”
“叫了多少辈子了。”老汉蹲下来，从路边拔了一棵草递给他看，“就是这个。叶子苦的，猪都不吃。但到了秋天开白花，满溪边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好看。早年间有个女人，就是柳家坳嫁出去的，回来采过这个草。后来没见过了。好些子了——有个把月了吧，她坐在溪边洗脚，脚上全是血泡。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她叫柳蘅芜。我说这名字巧了，怎么跟这草一个名。她笑，说这草就是她的名字。后来她走了，也没说去哪里。”
白守拙握着那棵草站了很久。老汉看他脸色不对，问他是不是认识那个女人。白守拙点了点头。老汉叹了一口气，说那姑娘怕是活不成了——一个人在山里走了那么久，脚上全是血，衣裳单薄，又是个女人。他给她指了路，让她翻过前面那座山去村子里歇脚，但她没有去。他后来在山路上远远看见过她一次，她正对着路边一棵歪脖子树说话，絮絮叨叨的，听不清说什么。
“她疯了。”老汉说，“一个人在深山里走了太久，不疯才怪。”
白守拙把蘅芜草小心地夹进随身带着的《剑南诗稿》里。他谢过老汉，继续往前走。妻子在身后跟着，一句话都没说。她已经很久没见过白守拙这个样子了——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沉入骨髓的沉默，像一个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的人，只剩下一副空荡荡的躯壳在走路。
他们走到天黑才到柳家坳。柳家坳早就没人了——几堵倒塌的石墙埋在荒草里，屋顶的瓦片碎了一地。白守拙站在那片废墟前面，慢慢地认出了哪一堵墙是老柳家的。阿蘅跟他说过，她娘的老房子倒了，但石基还在。他找到那截石基，把上面的青苔拨开，露出底下灰白的石头。石基旁边有一小片空地，被清理过——荒草被拔了，铺了些草，草上还留着一个人躺过的痕迹。那是阿蘅清理的。她在这里睡过觉，在这里把草铺成床，在这里做了她人生最后几个晚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梦。
白守拙把包袱放在石基上，坐下来。妻子在附近捡了些柴生了一堆火。两个人坐在火边吃馍，谁也不说话。火光照在白守拙脸上，把他脸上的皱纹照得像沟壑。吃完馍，他站起来沿着石基往下走，找到了那条小溪。
溪水很浅，月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溪对岸长着一丛一丛的草——叶子细细的，茎发红，开着细碎的白花。不是一丛，是七八丛，沿着溪岸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像有人在溪边撒了一把星星。风一吹，白花在月光下轻轻摇摆，空气里有一股很淡的清香——不是花香，是草叶被风吹动时散发的清苦的香。
白守拙趟过溪水，在对岸蹲下来。他伸手摸了摸那些草，手指拂过细长的叶子，叶子在他指尖微微颤动，像在回应什么。他想起阿蘅在祠堂前说的那句话——“蘅芜是一种香草，长在深山里，很苦，但很香。”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全镇的人都在看她，用一种看疯子的目光。现在他站在她站过的地方，摸着她摸过的草，闻着她闻过的香气，忽然觉得她一点都不疯。她只是比所有人都更清醒，清醒到无法在这个浑浊的世界里继续活下去。
他在溪边坐了很久，久到月亮从东边移到了头顶。妻子在火堆边等他，等到火快灭了又添了一把柴，添了好几次，他终于回来了。他的鞋湿透了，裤腿上全是泥，手里捧着一束蘅芜草。草上还带着泥，白花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
他对妻子说：“带回去。种在她坟上。”
他们在柳家坳住了一夜。白守拙几乎没睡，坐在石基上对着月亮发呆。妻子睡在火堆旁边，盖着棉袄，偶尔醒来往火里加一把柴。她知道他在想什么，也知道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她只是安静地陪着他，像过去三十年一样——安静地给他做饭、洗衣、补衣裳，安静地在他熬夜写东西的时候往桌上放一杯热茶，安静地在所有他不说话的时候陪着他一起沉默。她不懂诗，不懂什么《琵琶行》和《溪口妇》。她只知道她的丈夫是个好人，好到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写一本永远没有人读的书。她没有吃醋——她只是在某天夜里偷偷看了一眼那本手稿，然后默默地流泪了。她想起了自己十三岁嫁人的时候，也哭过，也想过跑，后来就不想了。她把那些哭过的夜晚都忘了，但现在它们又回来了。回来的不是怨恨，而是一种迟到的、无法弥补的悲伤。
天亮以后他们开始往回走。白守拙把那束蘅芜草小心地包在湿布里，抱在怀里，像抱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走到半路，他又看见那棵歪脖子树——就是采药老汉说的，阿蘅对着它说话的那棵树。他在树下站住了，绕着树走了一圈，发现树皮上有什么东西。凑近了一看，是字。用银簪刻的，笔画很浅很细，不仔细看本注意不到。三个字——“柳蘅芜。”
他伸手摸了摸那些笔画，手指顺着银簪划过的痕迹走了一遍。歪歪扭扭，一笔一画，和她在地上写的那些字一模一样。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她在这里刻自己名字的时候，是在对自己说“我叫柳蘅芜”，还是在对这棵树说“你记住，我叫柳蘅芜”？她是怕自己忘记，还是怕这世界忘记？他想不出答案。他只是从包袱里拿出笔和墨，在那三个字旁边工工整整地写了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然后他收起笔墨，继续往回走。
回到溪口镇已经是第三天傍晚。白守拙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山坡上的新坟。坟上的土还是松的，前两天下的雨把泥土冲出了一道道细密的水痕。他蹲下来，用手在坟前刨了一个坑，把那束蘅芜草连带泥种下去。泥土又湿又冷，手指冻得通红，十手指的指甲缝里全嵌满了泥。他种得很慢很仔细，每一下都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种好之后他把土按实了，又从溪边打了一壶水浇上去。
妻子远远地站着，没有走近。她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在秋风里微微颤动，看着他用手掌一下一下地把泥土拍平。她忽然想起三十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样子——年轻，笔挺，眼睛里全是光。那时候他教《论语》，教到“匹夫不可夺志也”，在讲台上踱来踱去，声音洪亮得像一口钟。现在他还是那个讲台上的先生，但他的学生变成了一个死人。他在给一座新坟种一棵草。
白守拙种完草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他在坟前立了很久，然后从怀里掏出那本《溪口妇》的手稿。他翻到最后一页，在那行“翌年春，余访柳家坳”下面加了几句话——
“是夜宿柳家坳旧基，见溪边蘅芜盛发。余采一束，归植于妇墓侧。墓无碑，以石代之。石上无文，但刻一‘志’字。余立墓前，良久不能去。”
写完之后他把手稿合上，放进怀里。他没有立刻刻碑，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石头。但他已经在心里刻好了。他要刻一个“志”字。不是纪念，不是哀悼，而是一个锚——把这个女人没有被卖掉的意志锚进这块石头里，锚进这座山里，锚进时间里。
那年冬天，白守拙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说胡话，说的全是和蘅芜有关的事。他说他看见阿蘅坐在槐树下写字，写了好多好多字，全是“志”，一个一个排得整整齐齐，像一队不肯投降的士兵。妻子请了镇上的郎中来把脉，郎中说这是风寒入骨，加上忧思过度，不好治，只能慢慢养。妻子守在床边守了十几天，困了就在椅子上靠一会儿，醒来就给他喂药、擦汗、换湿透的衣裳。有一天半夜，白守拙忽然醒了，烧退了，神志也清醒了。他看见妻子趴在床边睡着了，头发散了一脸，手还搭在他的手腕上——大概是怕他半夜再烧起来。他没有叫醒她，只是轻轻地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里，放在被子底下焐着。
他想了很多事。想自己这一辈子教了多少学生，写了多少文章，说了多少道理。但这一切都比不上妻子这一只搭在他手腕上的手。他想起阿蘅最后一次跟他说的话——“你没有害我。你给我的是识字课本，不是毒药。”那时候他不敢信。现在他试着信一次。不是信自己没有害她，而是信她真的那样想过。他用教书先生的方式记录她的苦难，她没有怪他。他没能救她，但至少替她记下了她的名字。
春天来的时候，他的病终于好了。他瘦了很多，走路轻飘飘的，一阵风就能吹倒。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扛着一块石头去了山坡上的坟地。石头是他从溪边找来的，扁扁的一块青石，不大不小，刚好能刻一个字。他用凿子和锤子，花了三天时间，在石头上刻了一个“志”字。笔画很深，端端正正，每一笔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他刻的时候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风吹过满坡的蘅芜草——那些草已经比去年多了许多，从坟头蔓延到周围的空地，一丛一丛，白花在春风里摇得像一场无声的雪。他把石碑立在坟前，立好了，又往上面浇了一壶溪水，把石头上的石粉冲净。
然后他对着那座没有名字的坟，站了很久，鞠了一躬。
阿巧来的时候，带了一壶桂花酒。那是她自己酿的——去年秋天摘的桂花，用新米酒泡了一整个冬天，开坛的时候香得整条巷子都能闻到。她往坟前倒了一杯，洒在蘅芜草上，又给白守拙倒了一杯。白守拙接过去，没有喝，只是端着杯子看着墓碑上的那个“志”字。
“白先生，”阿巧忽然问，“为什么刻‘志’？”
白守拙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这是她留给你的东西。也是你留给后人的东西。”他看着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峦，“她没有碑文。碑文是给过路人看的。她不需要过路人的眼泪。她只需要这个字——让每一个看见它的人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她的身体可以被卖掉，她的名声可以被毁掉，她的命可以被二十块大洋买走。但她的志，谁也夺不走。”
阿巧跪在坟前，用手指描着石碑上的字。一笔一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她描得很认真，像是在写自己的名字。她想起阿蘅在柴房里教她写“志”字的那个晚上，想起阿蘅用炭条在地上画的那个歪歪扭扭的“志”。那时候她写不好，阿蘅握着她的手，带着她一笔一画地写。现在她写得很好了，写得比所有人都好。但那只握着她的手，已经不在了。
她在碑前坐了很久，说了很多话。她说义塾现在多了好几个女学生，都是她招来的。她把阿蘅的故事讲给她们听，不讲结局，只讲开头——讲有一个童养媳，她学会了认字，背会了《琵琶行》，站在祠堂前大声说了自己的名字。女学生们问那个童养媳后来怎么样了。阿巧说不下去了，她让她们自己想。
“她们自己想了。”阿巧说，“有一个说，她大概是跑了吧，跑到省城去了。有一个说，她大概还在哪里活着，等着有一天废除童养媳制度的告示贴到她门口。蘅芜姐，你说好笑不好笑，她们都不愿意想你已经死了。好像只要不说‘死’这个字，你就还活着。”
她把剩下半壶桂花酒全部洒在了坟上，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
“我会让她们都认得蘅芜草。”她说，“明年春天，这里会多很多棵。”
二
沈砚秋是在阿蘅死后第二年才知道消息的。
他离开溪口镇的时候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调查报告递上去了，妇女协会在审核，省城的报纸也许很快就会刊登。他不知道那封信被退回了，不知道妇女协会被裁撤了，不知道九婆婆把阿蘅卖了二十块大洋。他只是以为事情总会慢慢变好——哪怕慢一点，哪怕迟一点，但在变好。这是他二十出头的人生里最深蒂固的信念。
这个信念在货郎带来的信里碎了一地。
货郎是在一个雨天的傍晚敲开他在省城出租屋的门的。沈砚秋正趴在桌上写新的调查报告——这次是关于码头工人的——桌上堆满了资料，煤油灯把整间屋子照得昏黄。货郎把白守拙的信递给他，说溪口镇出了事，白先生让他一定带到。沈砚秋拆开信，站在门口借着走廊里的光读。信很短，只有几句话：调查报告未能送达，妇女协会裁撤，阿蘅被卖至深山，逃归，疯，于十月初十自缢于镇口老槐。
沈砚秋把信反复看了好几遍，不是没看懂，而是不肯懂。每一个字他都认得，但那些字组合在一起的意思他拒绝接受。“疯”是什么意思？“自缢”是什么意思？一个人怎么说疯就疯，说死就死？他走的时候阿蘅还能站在河边跟他说话，还能背《琵琶行》，还能对他说“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时候她眼睛里有一种很亮的光。他把那束光记在本子上，以为它能照亮很远很远的路。他不知道那束光是在往下沉，沉到最后变成一颗烧红的炭，烫穿了他所有的纸和字。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货郎的脚步声消失在楼道尽头，久到走廊里的灯被风吹灭了。然后他关上门，坐在桌前，把那份码头工人的调查报告推到一边，从抽屉最底层翻出阿蘅的访谈记录。那些字是他亲手写的——她的名字，她的话，她最后那句“我是个人，不是一件东西”。他翻到扉页，那里写着一行字：“此报告转交白守拙先生。砚秋无能，不能竟其事。”
现在这份报告回到了他手里。它没有到达任何地方，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它只是从一个抽屉换到另一个抽屉。
他三天没去上班。第四天，测绘队的同事来敲门，问他是不是病了。他开门的时候胡子拉碴，桌上的资料堆得乱七八糟，地上全是撕碎的稿纸。同事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沈砚秋说没事，只是想起了一些事。等同事走了以后，他把那些碎纸片捡起来，一张一张拼回去。拼到最后他发现少了一片——是扉页上那行字里“不能竟其事”的“竟”字。他把桌子底下、床底下、墙角全找了个遍，怎么都找不到了。他蹲在地上，忽然哭了。
这是他知道阿蘅死讯以后第一次哭。他哭得很安静，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滴在地板上，一滴一滴，像那天傍晚她在河边对他说的那些话。他说他会把这些话一个字不改地写进调查报告里。他没有食言。但调查报告是一张纸。纸是轻的，挡不住二十块大洋的买卖，挡不住竹条和佛珠和满镇人的目光。他以为自己可以做一座桥——把溪口镇的苦难传递到省城，把省城的新思想传递回溪口镇。但桥的两头都是空的。省城没有回应，溪口镇没有等到。他搭了一座横跨空谷的桥，桥下是万丈深渊，阿蘅从桥上走了过去，桥断了。
往后几年，他换了三份工作——测绘队解散以后在报社当过校对，在一所小学教过自然课，最后在公路局落了脚。每一年他都申请去溪口镇方向的，每一年都因为各种原因被驳回。他把省城妇女协会的裁撤文件、童养媳制度的相关法令、各地妇女组织的请愿书一份一份收集起来，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那些文件泛着陈旧的墨水味，有些印着鲜红的大印，有些只有潦草的签名。他不知道这些纸最终能送到哪里去，但他知道总有一天那条路会修通——不是山路，是另外一条路，从人心铺到人心。他只是在等。等那条路修通的时候，他会沿着它走回去，把这些纸一张一张地还给她。
民国三十年秋天，公路终于通了。沈砚秋坐在第一辆工程车上，怀里抱着那个铁盒子。铁盒子里的文件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用绳子把盒子绑在腿上，怕山路颠簸把它颠掉了。车子从省城开到县城，从县城开到山脚下，然后他下车步行——最后一段山路还没铺好，只能走。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得稳妥，像是怕把怀里那些纸颠碎了。
通车典礼在镇口老槐树下举行。槐树还在，枯了好几年的枝不知什么时候又抽了新条，稀稀疏疏地挂着几串嫩黄的叶子，在秋风里簌簌地响。树上那蓝布条已经褪成了灰白色，边角被风雨撕成了穗子，但还系在那里，没有人去解。镇上的人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石板缝里那些细叶白花的草。那些草已经从镇口蔓延到了井边、土地庙、祠堂门口，甚至九婆婆佛堂的墙底下也长了一丛。
沈砚秋站在槐树下，抬头看着那蓝布条。他知道那是谁系上去的。不是阿蘅自己——是她死后，有人从她的蓝布褂子上撕下一条，系在上面的。也许是阿巧，也许是某个不知名的妇人，也许是风。但五年来它一直在这里，像一个不肯散去的魂魄，像一声没有说完的话。风吹过来，布条飘动，他看见布条上隐隐约约还有一点墨迹——看不清是什么字。也许是“人”，也许是“志”，也许只是一个被雨水洇开的墨点。
他把公函从怀里掏出来，展开，压在阿蘅坟前。山风吹过来，满坡的蘅芜草一起弯下腰。它们从坟头长到了山路边，从山路边蔓延到了远处的溪岸，白花花的一片，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细碎的银光。沈砚秋蹲下来，把公函的四个角用四块石头压住——每一块石头都压得很仔细，怕风把纸吹跑了。
然后他站起来，对着坟说了一句话。
“蘅芜同志，信到了。”
他在坟前站了很久。山风吹过来，吹乱了他的头发，吹得他的中山装猎猎响。他想起六年前在河边柳树下，阿蘅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时候他不完全懂这句话的分量。现在他懂了。沦落人不是同病相怜的安慰，而是一个人看着另一个人从岸上跌进深渊，却什么都做不了。相逢不是恩赐，相逢是一刺，扎进肉里，永远拔不出来。
他转过身沿着山路往下走。山下是通车后的溪口镇，公路从镇口穿过，像一条灰色的河流，把山里的寂静和山外的喧嚣连在了一起。汽车停在镇口，一群孩子围着看稀奇，嚷着将来要当司机。一个少女夹着书本从义塾出来，穿着净的蓝布褂子，头上绾着一磨尖的银簪。她的眼睛很亮，像深山里没有被风吹散的一点光。
沈砚秋认出了那个少女——是阿巧。他上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个蹲在井边洗衣服的圆脸小姑娘，水花溅得到处都是。现在她长高了，瘦了，脸上的婴儿肥退了，眉眼之间多了几分沉稳。她走路的姿势和阿蘅很像——低着头，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沈砚秋走过去，喊了一声“阿巧”。阿巧抬起头，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他。她没有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回来的人。
“信到了。”沈砚秋说。
阿巧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会回来。”她说，“阿蘅以前说过，你答应过她。”
沈砚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想说对不起，说回来晚了，说路上走了五年。但他没有说。因为阿巧已经转过身，带着他往山坡上走。她没有哭，边走边告诉他这些年镇上的事。说到阿蘅在祠堂前站着大声说“我叫柳蘅芜”的时候，她的声音终于发抖了一下。她说那天她站在阿蘅后面，看着阿蘅的背影，忽然发现阿蘅不瘦——那个背影一点也不瘦。那个背影像一棵树，扎在地下，谁也拔不起来。
“她死的时候我也没哭。”阿巧说，“我答应过她，不会轻易哭。”
沈砚秋没有回答。他只是跟着阿巧往上走，一步一步。路边的蘅芜草越来越多，风吹过来，白花在风里摇。
到了坟前，阿巧蹲下来，把那几块压公函的石头重新摆正。她看着公函上的红色大印，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公函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到“任何人不得强迫”的时候，她的声音终于哽住了。她伸手摸了摸石碑上的“志”字，把头靠在石碑上，肩膀一耸一耸地抖，哭不出声，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滴在蘅芜草上。沈砚秋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安静地站着。很久很久之后，阿巧终于开口了：“她要是能等到今天就好了。就差几年。就几年。”
沈砚秋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他说：“她知道有人会等。这就够了。”
阿巧把眼泪擦，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
“沈先生，”她说，“你现在在省城做事。如果有机会，再写一篇报告吧。写溪口镇已经通了公路，写了童养媳制度被废除了。写这里有个女人叫柳蘅芜，她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但她知道这条路会修过来。”
沈砚秋说：“好。”
他离开溪口镇的时候，带走了白守拙的《溪口妇》手稿。那是阿巧从坟边挖出来的——手稿用油纸包了三层，装在一个铁盒子里，埋了五年，纸已经发了，有些页粘在一起。沈砚秋把稿子带回省城，花了大半年时间一页一页地揭开、晾、誊抄。他没有修改任何一个字，只是把白守拙划掉的几行也保留了下来，作为注释放在书末。他把《溪口妇》附在自己的调查报告后面，装订成一册，封面上只写了一个字——“蘅芜”。那本册子在省城的报社里放了好几个月，没有人愿意出版。主编翻了翻，说太灰暗了，读者不喜欢看这种故事。沈砚秋问什么叫“这种故事”。主编想了想，说就是那种没有赢的故事。
沈砚秋把册子拿回来，自己出钱印了一百本。油印的，封面是牛皮纸，字是蜡版刻的，有些地方墨迹深浅不一。他把这一百本送给了报社、学校、妇女团体、图书馆。大部分人收了就放在一边，也有人看了以后回信给他，说这个叫柳蘅芜的女人应该被更多人知道。沈砚秋把那些回信装进铁盒子里，和阿蘅的信放在一起。他不知道这些纸最终能改变什么。他只知道他要继续印，继续送，继续让那个名字在纸页之间传递，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从一座城传到另一座城。总有一天，会有一个读到它的人站起来，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