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上六点半，我醒了。
不是闹钟叫醒的，是手疼醒的。
右手拇指和食指上的水泡破了之后，皮皱巴巴地贴在肉上。经过一夜，那层皮了，变成一圈硬硬的死皮，边缘翘起来，勾住床单的纤维。我翻身的时候扯了一下，疼得倒吸一口气。
我坐起来，在晨光里仔细看那手指。
指肚上，破掉的水泡下面露出粉红色的新肉，嫩得像婴儿的皮肤。新肉周围，一圈白色的死皮翘着边。手指弯一弯，新肉被拉扯，又疼又痒。
左手也是一样。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肚上，昨天没破的水泡过了一夜变成了两个鼓鼓的白色小包，里面满是透明的液体，按一下，液体在里面晃动。
刘德富说得对。今天会更疼。
我从枕头底下翻出半卷医用胶布。这是前天在宿舍门口的垃圾桶旁边捡的，当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就觉得扔了可惜。现在知道了。
我把胶布缠在手指上，一圈，两圈。胶布的黏性已经不太行了，缠上去翘着一个角。我用力按了按，凑合着用。
三个鸡蛋还剩最后一个。蛋壳上的裂纹已经从头发丝粗细变成了指甲厚度，一股淡淡的变质味道从裂纹里渗出来。我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犹豫了一下，还是剥开了。
蛋黄已经完全散了，筷子一碰就碎成粉末状。蛋白的颜色从透明白变成了浑浊的灰白。咬了一口，酸的。
嚼了两下，吐了。
把剩下的扔进垃圾桶。
我妈塞进牛仔包的六个鸡蛋，到此全部结束。
二
七点十五分，我走进车间。
C拉的工位上已经坐了几个人。阿珍在啃一个馒头，面前的物料盒上放着一杯白开水。看到我进来，她抬头扫了一眼，目光在我缠着胶布的手指上停了一下，没说话，继续啃馒头。
芳姐已经在产线上走了一圈。她在每个工位前停下来，检查电批、物料、夹具。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指。
“手破了？”
“没事。”
她从兜里掏出一小盒东西扔在我桌上。我拿起来一看，是一盒“创可贴”，那时候还叫“止血贴”，棕红色的小铁盒，上面印着一个红色的十字。
“胶布不管用。打螺丝的时候胶布会滑，螺丝头对不准。”
她说完就走了，没等我道谢。
我把止血贴从铁盒里取出来。是那种老式的，中间是一小块药棉，两边是胶布，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药味。比胶布薄，也比胶布贴得紧。
缠上之后，手指的触感清晰了很多。电批头的震动透过止血贴传上来，能感觉到，但不会直接摩擦到新肉。
我拿起电批试了试手感。止血贴的厚度刚刚好，既保护了伤口，又不会影响对扭力的判断。
七点二十五分，肥波来了。
他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的Polo衫，领子立着。那串钥匙依然挂在腰间，走起路来哗啦啦地响。他走到C拉的最前面，在拉长的工位上坐下来。那个位置在传送带的最前端，可以看见整条拉上每个人的手。
他没有看我。
但我知道他在看。
七点半，铃响。传送带启动。
三
第一个小时，我打了三百五十个。
比昨天同期多了二十个。
但不够。
按加三成的产量算，我每个小时至少要打四百个以上，才能在下班前达标。三百五十个，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个小时都得打到四百二十个以上。
我的手速还达不到。
不是因为不熟练，是物理上的限制。拿起、对准、压下、放下——四个动作，每个动作都需要时间。我的手已经比昨天快了，但快不过传送带的速度。
第二小时，三百六十个。
芳姐从我身后走过，没说话，但在我工位上多放了两盒螺丝。这是她表达关心的方式——不废话，直接帮你省去领料的时间。
第三个小时，我摸到了一个窍门。
之前我的动作是：右手拿电批，左手拿塑料件，把塑料件放在夹具上，然后右手对准，打螺丝。
现在我把动作改了：右手拿电批的同时，左手已经在拿下一个塑料件。打完第一个，左手直接把第二个放上去，右手顺势压下。
省掉了“放下电批去拿塑料件”这个动作。
阿珍说的对。手自己会记住节奏。
我让手自己动，脑子不去想。不想产量，不想肥波，不想加三成。
脑子里只转一个画面：昨晚阿May站在大排档的灯光下，浪卷发被风吹起来，说“明天产线上别输”。
第四个小时，四百一十个。
中午铃响的时候，我的计数表上显示：上午产量，一千七百二十个。
按这个速度，下午再打一千七，全天三千四。
达标了。
四
但我高兴得太早了。
午饭回来，我发现我的电批被人换了。
原来那把电批头是新换的，扭力稳定，手柄上缠着一圈黑色的防滑胶带，握起来刚好合手。现在桌上这把，电批头磨圆了，手柄上的防滑胶带被撕掉了，露出光滑的塑料壳，握在手里滑溜溜的。
我拿起试了一下。螺丝打进去，电批头在螺丝帽上滑了一下，差点打歪。
扭头看旁边的工位。阿珍的电批好好的，其他人的也好好的。只有我的被换了。
我没有声张。
拿起电批，走到物料间。管物料的是一個五十多岁的老头，大家都叫他老周，本地人，话少，整天板着一张脸。他坐在物料间门口的一把破藤椅上，手里拿着一个收音机，在听粤剧。
“周叔，换把电批头。”
他抬眼看了我一下，慢悠悠地站起来，在物料架上翻了半天，翻出一个电批头递给我。也是旧的，但比我现在这个好一点。
“谢谢周叔。”
他没理我，坐回藤椅上继续听粤剧。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唱腔，老周闭着眼睛，手指在膝盖上打着拍子。
我换上新的电批头，回到工位。
传送带已经启动了。
下午的节奏被打乱了。新换的电批头虽然比之前的好，但扭力和我上午那把不一样。扭力不对，手感就不对。手感不对，速度就慢。
第一个小时，只打了三百四十个。
我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手感。扭力不对，就用手腕的力道补。电批头的扭力小了，我往下压的力道就大一点；扭力大了，我就收着点。
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肥波从拉头站起来，沿着C拉慢慢走过来。他走得不快，在每个人的工位前都停一下，看看计数表，看看物料盒。走到我身后的时候，他停的时间格外长。
我没回头。
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后脑勺上，沉甸甸的。
“产量够吗？”
他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
“够。”
他站了一会儿，走开了。钥匙声哗啦啦地往拉尾方向去了。
第二小时，三百七十个。
第三小时，三百九十个。
五
距离下班还有最后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的计数表上显示两千九百个。
还差五百个，才能达到加三成后的产量。
一个小时，五百个。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小时里打过五百个。
阿珍的最高纪录是一个小时四百八十个，那还是她状态最好的时候。芳姐说过，C拉建拉三年来，单小时最高纪录是五百二十个，是一个已经离职的老工人创造的，那人打了八年螺丝。
我看着传送带上流过来的塑料件，手心开始出汗。止血贴被汗水浸湿了，药棉变得黏糊糊的，手指在里面滑动。
“别急。”
阿珍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很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
“你一急，手就乱。手一乱，全废。”
我看了一眼她的侧脸。她没有看我，眼睛盯着面前的工件，手上的动作像钟摆一样稳定。拿起，对准，压下，放下。拿起，对准，压下，放下。
我收回目光。
学着她的节奏。
不想五百。不想肥波。不想任何东西。
只有电批。只有螺丝。只有传送带上流过来的塑料件。
拿起。对准。压下。放下。
拿起。对准。压下。放下。
车间里的声音渐渐退远了。传送带的哗啦声，电批的嗡嗡声，隔壁工位的咳嗽声，远处拉尾有人喊“物料没了”的叫声——这些声音都在，但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变得模糊，变得遥远。
只剩下手。
手自己在动。
六
铃响的时候，我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后背的厂服湿透了，贴在皮肤上。额头上的汗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右手的止血贴已经完全脱落了，翘起来的一个角在打螺丝的时候被卷进电批头里，扯掉了大半，露出下面红彤彤的新肉。
我看着计数表。
最后一行数字还亮着。
单小时产量：四百九十六个。
全天产量：三千三百九十六个。
离加三成的目标，差了一百零四个。
我坐在工位上，盯着那行数字。电批还攥在手里，手柄上全是汗。手指在发抖，不是累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抖。
肥波的脚步声从拉尾传过来。
他在每个工位前停下来，记录计数表上的数字。走到阿珍那里的时候，他点点头，说了句“不错”。走到我这里的时候，他停下来。
看着计数表。
看了很久。
“三千三百九十六。”
他把数字念出来。声音不大，但周围的几个工位都能听见。阿珍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打螺丝。刘德富在拉尾探头往这边看。
“加三成，达标线是三千五。”
他把记录板夹在腋下。
“阿锐，下班留下来。差的一百零四个，补完再走。没有加班费。”
我攥着电批的手，青筋暴起来。
然后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行。”
七
车间里的人走光了。
传送带停了，光灯关了一半，只剩下C拉头顶的几盏还亮着。空荡荡的车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工位上。
物料箱里还剩大半盒螺丝。塑料件堆在旁边，大概有一百多个。够了。
我拿起电批。
没有传送带着，节奏反而难找。太快了手会乱，太慢了打不完。我得自己找到一个节奏，比传送带的节奏慢一点，但比正常速度要快。
拿起。对准。压下。放下。
车间里安静得可怕。每一声“咔嚓”都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从墙壁上弹回来，再传进耳朵里。
我打了一个小时。
计数表跳了一百一十二个。
够了。
我把电批放下，站起来。腿是麻的，站直的那一刻膝盖发软，差点没站稳。手指已经感觉不到疼了，只有一种木木的、胀胀的感觉，像是手不是自己的。
走出车间的时候，走廊里已经黑了。
但走廊尽头有个人影。
靠在墙上，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浪卷发在走廊尽头的窗户光里勾出一个轮廓。
阿May。
“打完了？”
“打完了。”
她把矿泉水递过来。我接过来，拧开盖子，一口气灌了半瓶。水是冰的，从喉咙凉到口。
“你怎么在这儿？”
“秘书室加班。厂长明天要出货的报表没做完。”
她把一个塑料袋递过来。我打开一看，是一盒炒河粉，还温着。打包盒的盖子内侧蒙着一层水蒸气。
“老地方的。顺路带的。”
我站在走廊里，打开盒子，大口大口地吃。河粉有点坨了，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酱油的咸，豆芽的甜，牛肉的香，混在一起，和着走廊里从窗户吹进来的夜风，是我到东莞之后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阿May靠在墙上看着我吃，没说话。走廊外面，东莞的夜晚依然嘈杂。大排档的炒菜声，摩的的喇叭声，出租屋里传出来的电视声，混成一片。
“今天你输了还赢了？”她问。
我把最后一口河粉咽下去。
“输了。差一百个。”
她点点头。
“输了一天，不叫输。”
她从墙上直起身，拍了拍裙子上的灰。高跟凉鞋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明天再赢回来。”
她转身往办公区走。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对了，陈锐。星期六晚上厂里组织去唱K，厂长让我统计人数。你去不去？”
“什么K？”
“卡拉OK。厚街镇上那个‘金嗓子’，厂里包了一个大包厢。”
我犹豫了一下。卡拉OK，我没去过。在老家的时候只在电视上见过。
“去。”
她笑了一下，转身走了。高跟凉鞋的嗒嗒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空了的河粉盒子和半瓶矿泉水。
走廊的窗户外面，厚街的夜空被霓虹灯映成暗红色。看不见星星，但能看见远处厂房顶上亮着的招牌——“富韵电子”四个红字，在夜色里发着光。
我把矿泉水瓶盖拧紧，往宿舍走。
手指已经不疼了。
或者说，疼得已经习惯了。
明天，再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