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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第二天早上,我提前半小时到了车间。

不是积极,是不想让肥波再抓住任何把柄。昨晚的事,他明面上认了栽,但我心里清楚,这种人丢了面子,一定会找补回来。在产线上,他是拉长,我是普工,他想整我,有一百种办法。

车间里已经来了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坐在各自工位上。有人在啃包子,有人在打瞌睡,有人拿着螺丝刀在指甲缝里剔污垢。光灯还没全开,只亮了一半,车间里昏昏黄黄的,像黄昏。

我坐到C拉自己的工位上,拿起电批检查了一遍。电批头有点磨损了,打螺丝的时候容易滑牙。我把它拆下来,从物料箱里翻出一个新的换上。

“哟,来这么早。”

肥波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

我没回头,继续拧电批头:“波哥早。”

他的脚步声走过来,在我身后停住了。那串钥匙哗啦啦响了一阵,然后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那只手很重,掌心的肉厚墩墩的,压得我肩膀往下一沉。

“昨晚的事,我记着呢。”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阿锐,你一个刚来两天的新兵蛋子,能在牌桌上看出门道,说明你眼力不错。但东莞这个地方,眼力好的人多了去了。能活下来的,是会做人的人。”

他的手又用力按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今天C拉赶货,产量加两成。达不到标的下班留下来接着,没有加班费。”

他走了,钥匙哗啦啦地响着,在安静的车间里格外刺耳。

我攥着电批的手紧了紧。

产量加两成。本来就刚来两天,手速还没练出来,正常产量都勉强达标,加两成基本等于判了。而且他专门走过来跟我说,意思很明白——就是冲我来的。

七点半,产线开动。

传送带开始往前送料,塑料件一个接一个地从我面前流过。我拿起电批,打螺丝,放下,拿下一个。重复,再重复,再重复。

第一个小时,我打了三百个。

比昨天快了不少,但按加两成的产量算,还差一截。

芳姐从旁边走过,看了一眼我的计数表,皱了皱眉头。她没说话,走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走回来,往我物料箱里多放了两盒螺丝。

“省得你跑去领料。”她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暖了一下。这个四川女人嘴上不饶人,但心是软的。

第二个小时,我的手速又上来了一点。打了三百三十个。

传送带哗啦啦地响,电批嗡嗡地叫,车间里的温度渐渐升上来。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滴在塑料件上,我得用手背擦掉,不然会影响打螺丝的精度。

旁边工位的一个女工递过来一条毛巾。我看了一眼,是刘德富昨天跟我介绍过的,叫阿珍,江西人,三十来岁,在C拉了三年。

“新来的都这样,”她说,“手速是出来的。你越怕跟不上,越跟不上。别想那么多,手自己会记住节奏。”

我接过毛巾擦了把汗:“谢谢珍姐。”

“别谢,毛巾是厂里发的,每人一条,你的还没领。”

她把头转回去,继续打她的螺丝。她的手法极快,电批在她手里像是身体的一部分,拿起、对准、压下、放下,四个动作行云流水,几乎没有停顿。

我看了十秒钟,然后收回目光,开始模仿她的节奏。

拿起。对准。压下。放下。

不思考。不让大脑参与。让手自己记住。

第三个小时,三百六十个。

中午吃饭的时候,刘德富端着托盘坐到我旁边,脸上的表情像是便秘。

“阿锐,我问了其他拉的人,今天只有咱们C拉加了产量。”

“我知道。”

“你知道?”他压低声音,“肥波这是摆明了整你。你昨晚不该出那个头的。二十块钱而已,给他就给他了。”

我扒了一口饭。米饭有点硬,包菜炒得太老,嚼起来像草。

“德富哥,不是二十块钱的事。”

“那是什么事?”

我想了想,没回答。有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懂。刘德富在东莞打了六年工,他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被扣钱,习惯了被欺负,习惯了把“忍”字挂在嘴边。他不是一个坏人,他甚至是个好人,但他的脊梁骨已经被这六年打断了。

吃完饭,我往车间走的路上,经过办公区。

厂房的办公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夹层,一条窄窄的走廊,两边是贴着磨砂玻璃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厂长室、财务科、人事科、秘书室。

秘书室的门半开着。

我往里面扫了一眼。

然后脚步停住了。

一个女人的背影。浪卷发披在肩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下摆扎在黑色的窄裙里,腰很细,裙子的线条顺着臀部的弧度收下去,再往下是一双裹着肉色丝袜的小腿,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跟凉鞋。

她正踮着脚去够文件柜顶层的文件夹,衬衫的下摆从裙腰里扯出来一截,露出一小片腰上的皮肤。

是阿May。

富韵电子厂厂长秘书,刘小梅。

就是我来面试那天坐在保安亭里收身份证的女人。

她够了几下没够着,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我听出是湖南口音的脏话,大意是“谁他妈把文件夹放这么高”。

我没多想,敲了敲门。

“进来。”

她回头看到我,愣了一下。那种愣不是被吓到,而是在快速检索“这人是谁”的那种愣。然后她想起来了。

“哦,那个新来的。叫什么来着——”

“陈锐。”

“对,陈锐。什么事?”

“我看你够不着,要不要帮忙?”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时候的我,穿着一身淡蓝色的厂服,袖口沾着机油,额头上还有一道被电批划的红印子,整个人看起来跟“体面”两个字完全不沾边。

但她没嫌弃。

“行,你帮我拿一下。最上面那层,蓝色封面的那个。”

我走过去,一伸手就够着了。把文件夹递给她的时候,离得近了,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的味道,更像是洗发水或者香皂的味道,净净的。

“谢了啊。”

她把文件夹夹在腋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印着红字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杯子上印着“富韵电子,再创辉煌”八个字,红漆掉了一小块。

“你不是C拉的普工吗?怎么跑到办公区来了?”

“吃完饭路过。”

“路过?”她嘴角弯了一下,“食堂在一楼,车间在二楼,办公区在夹层。你路过这儿,是要去哪儿?”

我被问住了。

她笑了一下,不是那种秘书的职业微笑,而是一种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带着点湖南妹子泼辣劲儿的那种笑。

“行了,回去吧。让王主管看见普工在办公区晃悠,又该啰嗦了。”

我转身要走。

“哎,陈锐。”

我回过头。

她靠在办公桌边,搪瓷杯端在手里,浪卷发垂在肩膀上,窗户外面的光照进来,把她半边脸映得亮亮的。

“晚上八点,厂门口出去左拐,走两百米有个‘老地方大排档’。下了班要是没事,过来坐坐。”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请你吃炒河粉。”

下午的产线上,我打了将近两千个螺丝。

废品率降到了百分之三。

芳姐路过的时候停了一下,看了看我的计数表,又看了看物料盒里的废品。她没说话,但走的时候在我工位上放了一瓶矿泉水。

是那种小瓶的,厂里夏天发的防暑降温品。每人每天一瓶。我还没到领的资格。

肥波下午没在产线上出现。有人说他去仓库盘点了,有人说他躲在哪个角落睡觉。总之他没来。没来就好,传送带照常转,螺丝照常打,时间照常流。

下班铃响的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僵硬得伸不直了。右手拇指和食指的指肚上磨出了两个水泡,一个已经破了,渗出透明的液体。

刘德富看到我的手,龇了龇牙:“明天会更疼。等茧子磨出来就好了。”

我问他去不去吃大排档。

他摇了摇头:“不去了,今晚宿舍有人组织看碟。港片,《古惑仔》第四部,据说是新出的。”

“你从哪儿弄的碟?”

“门口租碟店的。五毛钱一晚,押金十块。”

我没再说什么。

晚上八点,我找到了“老地方大排档”。

其实就是巷子口支起来的几个帆布棚子,下面摆着七八张折叠桌,桌上铺着一次性塑料桌布,用夹子夹住四个角。灶台就支在路边,一口大铁锅,煤气灶的火蹿得老高,炒菜师傅光着膀子,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颠勺的动作大开大合,铁锅和锅铲撞得哐哐响。

阿May已经到了。

她换了衣服。不是白天那套衬衫窄裙,而是一件白色的吊带衫,外面套了一件薄薄的针织开衫,下面是条牛仔短裙,脚上还是那双白色高跟凉鞋。浪卷发披着,耳朵上多了一对小银圈耳环。

桌上已经摆了半打啤酒。珠江纯生,那时候东莞大排档的标配。

“坐。”

她拿牙齿咬开一瓶啤酒的瓶盖,动作熟练得像开过一千次。然后倒了两杯,一杯推到我面前。

“你迟到了三分钟。”

“宿舍出来的时候被拦了,保安查暂住证。”

“查到了?”

“没有。我说忘带了,他让我明天挂在脖子上。”

她点点头,端起酒杯碰了一下我的杯子,仰头喝了一大口。啤酒沫沾在她上嘴唇上,她拿手背擦了一下,不讲究。

炒河粉端上来了。装在一个白色的大瓷盘里,粉条炒得油亮亮的,加了鸡蛋、豆芽、牛肉片,上面撒着一把葱花。分量大得吓人,够三个人吃。

“吃。我请客。”

我夹了一筷子。烫。但是香。河粉的边缘被铁锅烫得微微焦脆,酱油和豆芽的汤汁裹在粉条上,牛肉片切得很薄,入口即化。

到东莞三天了,这是第一顿像样的饭。

“你昨晚跟肥波玩牌了?”阿May忽然问。

我筷子顿了一下。

“厂里消息传得真快。”

“不是厂里传的。是肥波今天中午在食堂骂了你半个小时。说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在牌桌上出老千。”

“他说的?”

“他说的。”

我把河粉咽下去,喝了一口啤酒。珠江纯生,味道淡得像水,但冰过的,喝下去从喉咙凉到胃里。

“我没出千。是他的牌有问题。”

阿May看着我,手里转着啤酒杯。大排档的灯光是那种昏黄的灯泡,吊在帆布棚子的横梁上,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光影在她脸上摇来摇去,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你知道肥波是王主管的小舅子吧?”

“昨天知道了。”

“知道你还惹他?”

我没说话。

她又开了一瓶啤酒,给我倒上。这次倒得很满,啤酒沫涌上来,差点溢出杯口。

“不过你做得对。”

我抬起头看她。

她端着酒杯,眼睛没看我,看着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有刚下班的厂工,有踩着松糕鞋的厂妹,有骑着自行车按铃铛的小贩,有搂着女人腰的摩的司机。东莞的夜晚,所有人都在街上,所有人都在找一口吃的、找一点乐子、找一个让自己明天还能继续的理由。

“肥波那种人,你退一步,他进一丈。你昨晚退了他二十块,今晚他就敢要你五十。你在牌桌上赢了他,他反而会掂量掂量。”

她转过头看着我。大排档昏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浪卷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露出来的那只眼睛亮亮的。

“陈锐,在东莞这地方,你可以穷,可以没文化,可以被人看不起。但你不能让人觉着你怂。你一怂,谁都来踩你。”

她端起酒杯,碰了一下我的杯子。

“昨天你赢了他。明天产线上,你得继续赢。后天也一样。你要让他知道,你不是好踩的。”

我端起杯子,一口喝。

啤酒冰凉,但心里有一团火,烧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老地方大排档”坐到了十一点。

阿May喝了四瓶啤酒,我喝了三瓶。她酒量好得惊人,四瓶下去脸不红心不跳,说话依然条理清晰。炒河粉吃完了,她又点了一份炒田螺,用牙签挑着吃,手指上沾满了酱汁,拿纸巾擦也不擦净,继续挑。

她跟我讲了她的事。

湖南郴州人,二十三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跟着老乡来东莞。先在长安一个玩具厂了两年普工,后来因为字写得好,被调到办公室做文员。再后来富韵电子招秘书,她来面试,过了。

“当秘书比当普工累,”她说,“普工累的是手,秘书累的是心。”

我没问她“累心”是什么意思。她也没解释。

十一点半,她站起来结账。我要付,她拦住了。

“说了我请就我请。你一个刚来三天的人,兜里那点钱留着交卫生费吧。”

“卫生费不用交了。”

她看了我一眼,明白了,笑了。

“行,那下次你请。”

她拦了一辆摩的。上车之前,她回过头,浪卷发被夜风吹起来,小银圈耳环晃了晃。

“陈锐,明天产线上别输。”

摩的轰的一声开走了,尾灯在巷子里拖出一道红色的光,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

我一个人往回走。

巷子里依然热闹。大排档的灶火还在蹿,烧烤摊的烟熏得人眼睛疼,租碟店的门口贴满了《古惑仔》《赌神》《天若有情》的海报,音响里放着Beyond的《海阔天空》。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我站在租碟店门口听完了整首歌。

然后走回宿舍。

上楼的时候,我在楼梯间碰到了肥波。他从上面下来,应该是刚洗完澡,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头发湿漉漉的,肩膀上搭着一条毛巾。

楼梯间很窄,两个人错不开身。

他站在上面,我站在下面。

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照得他的脸白一块黑一块。

“阿锐。”

“波哥。”

他没动,我也没动。

几秒钟后,他侧了侧身,让出半个身位。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两个人的肩膀几乎擦着。

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他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

“明天产量加三成。”

我脚步停了一下。

没回头。

继续往上走。

身后那串钥匙的声音,哗啦啦地响着,往楼下去了。

回到宿舍,屋里的人都睡了。

刘德富的呼噜声一如既往地震天响。他床边放着一台旧电视和一台VCD机,屏幕上还定格在《古惑仔》的片尾字幕。

我爬上上铺,把剩下的两个鸡蛋拿出来看了看。蛋壳上已经出现了细小的裂纹,再不吃就坏了。

剥开一个,吃了。

蛋白已经发黏了,蛋黄上有一层灰绿色的膜。我没管,嚼了嚼咽下去。

窗外的霓虹灯照进来,把我的手掌映成红色。

我看着自己的手。

指肚上的水泡已经瘪了,破掉的那块皮皱巴巴地贴在肉上。明天会结痂,后天会变成茧。

等十手指都长满茧的时候,打螺丝就不会疼了。

但那一天,我不想等太久。

闭上眼睛之前,我脑子里最后转的一个念头是阿May说的那句话:

“在东莞这地方,你不能让人觉着你怂。”

明天,产量加三成。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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