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还在为找不到好看的小说发愁吗？天高居士的《赤心亲王传》绝对值得一读，朱统桢的冒险之旅精彩纷呈，目前处于连载状态中，字数已达227206字，这本精品小说绝对值得你花时间阅读，绝对值得一读，书荒的朋友们赶紧来看吧。
赤心亲王传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1871年1月
雪还在下。
统桢在雅罗斯拉夫尔的小屋里度过了俄历新年。壁炉里的木柴噼啪燃烧，火光映着墙上那张谢尔盖写的字条——“我不想让我的儿子也扛麻袋。”字迹歪歪扭扭，像刚学走路的孩子。统桢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从行囊里翻出四年来记满的记本。从彼得堡到辛比尔斯克，从喀山到下诺夫哥罗德，从雅罗斯拉夫尔到科斯特罗马。他翻到辛比尔斯克那一页，上面写着：“在辛比尔斯克，我认识了一个八岁的男孩。他问我：沙皇和政府为什么不帮工人？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说，等他找到答案，他来告诉我。”
窗外，伏尔加河的冰层厚得能走马车。统桢合上记，从口袋里掏出那两枚木棋子。一枚王，一枚兵。王的王冠有点歪，兵的刀痕深浅不一。他把它们并排放在桌上。王和兵。同一个人的手刻出来的。
他忽然想回家了。
这个念头来得毫无征兆，却像窗外的大雪一样铺天盖地。来俄国四年了。四年里，他走了六座城市，教了上百个工人识字，记满了厚厚的记。他看了很多，想了很多。但有一个地方，他从来没有用现在的眼睛看过——他自己的家。海外明室。那个他生下来就属于、十六岁时急切离开的地方。父亲的立宪，议会的辩论，铁甲舰的炮口，吕宋的蔗田和烟厂，南洋的广袤疆域——他离开时是一个急于挣脱的少年，什么都不想看。现在他二十四岁了，在俄国的工厂、农村、监狱、流放地待了四年之后，他想回去看看。用现在的眼睛。
他铺开信纸，给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
儿在俄已四年有余。足迹及于彼得堡、辛比尔斯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尔。所见所闻，皆幼时读书所不能及。俄之工人、农民、学生、教师，儿皆有所交。其困苦与希望，儿皆有所见。
四年间，儿常思父亲昔年之政。父亲行君主立宪，设议会，练新军，购铁甲舰。外人称父亲为‘东方开明之君’。儿幼时不知其意，今在俄四年，始渐悟之。
儿欲归家一行。非为久居，为以今之眼，观故国之制。儿在俄所学、所感、所思，若能对照家国，或有新悟。
儿在外平安，请勿挂念。
儿统桢叩上
同治十年正月初八”
他把信封好。信寄到吕宋要三个月。他等不了回信。
二月十四，统桢离开雅罗斯拉夫尔。
乘雪橇去火车站，换乘火车到莫斯科，再换乘南下的列车。两天一夜到敖德萨。黑海的港城在二月里依然喧嚣，希腊水手、土耳其商人、犹太掮客在码头上混成一锅粥。统桢找到一艘去君士坦丁堡的货船，在敖德萨等船的三天里，他去了港口附近的工人区，坐在码头的系缆桩上看搬运工们扛麻袋。有一个老搬运工，头发全白了，背弯得像一张弓，二十年没回家了。
“回家好。”老人点燃自卷的马合烟，“我老婆改嫁了，儿子不认识我。回家什么？”
统桢没有说话。
船在二月二十启航。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君士坦丁堡。他没有下船，站在甲板上看着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和寺的尖塔从晨雾中升起又消失。然后穿过地中海，驶向埃及。
三月中旬，船抵塞得港。
苏伊士运河两年前通航，把欧亚之间的航程缩短了一半以上。统桢站在船头，看着这条把非洲和亚洲切开的人工水道。两岸是平坦的沙漠，沙子在阳光下白得耀眼。运河窄窄的，像一条蓝色的缎带铺在黄沙之间。骆驼队在岸上走过，赶骆驼的人朝船上挥手。
穿过运河，进入红海。水更蓝了，天更热了。统桢脱掉在俄国穿了几年的厚呢大衣，换上单衣。红海两岸是沙漠，偶尔能看见棕榈树和白色的村庄。船在亚丁靠岸加煤，然后进入印度洋。
印度洋上的子漫长而单调。蓝色的天，蓝色的海，白色的云，偶尔有海鸟掠过。船长是希腊人，叫帕帕多普洛斯，五十多岁，在海上漂了大半辈子。他听说统桢是明国人，竖起大拇指。
“明国？我知道。你们的舰队很厉害。我叔叔在希腊商船上当水手，克里特岛那边见过你们的军舰。铁甲舰，比英国人的还大。”
统桢微微点头。他没有说自己就是那个明室的亲王。
四月上旬，船过马六甲海峡。
统桢站在船头，闻到了热带的气息——湿的、浓郁的、混合着泥土和植物的气味。这是他从小闻惯的气味。但眼前的景象和他离开时大不相同了。海峡两岸，明室的旗帜在高脚屋的旗杆上飘扬。八年前他离开时，明室在马六甲的势力还仅限于几个贸易站。现在，槟榔屿、马六甲城、新加坡岛——整条海峡都在明室的控制之下。岸边的炮台是新建的，克虏伯大炮的炮口对着海面。巡逻的明式蒸汽炮艇在商船之间穿梭，船身上的黄龙旗在海风里猎猎作响。
帕帕多普洛斯船长指着岸上的炮台说：“你家的舰队，把荷兰人打跑了。以前这条海峡是荷兰人说了算，现在是你们说了算。听说十年前你们还跟英国人打过一仗？”
统桢没有回答。他知道那场海战。1860年，明室舰队在南海与英国远东舰队对峙了三天，最终英国舰队列队驶离，承认了明室对婆罗洲北部和马来半岛的宗主权。父亲光宪帝在那场对峙后对大臣们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屈人之兵的前提，是你有屈人的本事。”
船过新加坡海峡时，统桢看见了明室的新加坡要塞。花岗岩的堡垒建在海岬上，三层炮台层层叠叠，最大的要塞炮口径据说有十二寸，能把几百斤的炮弹打到海峡对面的柔佛海岸。港口里停泊着大明帝国南洋舰队的铁甲舰，一共六艘，舰体漆成深灰色，烟囱冒着淡淡的烟。统桢认出了旗舰“光宪”号——那是父亲用自己的年号命名的舰，据说排水量超过八千吨，是南洋最大的铁甲舰。统桢站在甲板上，看着那艘巨舰的侧影。十六岁离家的少年，只知道自己不想做亲王。二十四岁回来的青年，忽然发现，自己家的舰队已经强大到让英国人让步。
他不知道自己该骄傲，还是该觉得更沉重。
1871年5月
五月，船过婆罗洲。
统桢在古晋港下了船。他本可以直接回吕宋，但他想看看那些他只在奏章里见过的殖民地。古晋是明室在婆罗洲的统治中心，总督姓王，是福建人，听说周王殿下突然驾到，连忙出城迎接。统桢免了他的仪仗，只让他带着在城里走了走。
古晋是一座混杂的城市。马来人的高脚屋、华人的店屋、英国式的殖民地洋楼挤在一起。街上的行人说着各种语言——马来语、闽南语、州话、客家话、英语。明室的官员穿着中式官服，但衙门门口挂的牌匾同时用中文和马来文书写。统桢问王总督：“这里的治理怎么样？”
王总督斟酌着措辞：“殿下，臣不敢说尽善尽美。马来土酋时有反抗，臣以抚为主，剿为辅。华商与土人之间亦有摩擦，臣设了议事会，让各族各推代表，有事商量着办。”
“议事会？像议会那样？”
“比议会简陋得多。但聊胜于无。”王总督说，“臣在婆罗洲八年，最大的体会是：管殖民地，光靠枪炮不行。得让人家有条活路，有个说话的地方。否则今天压下去，明天又反。”
统桢把这句话记在了记里。他想起了喀山的伊万·雅科夫列维奇说过的话：在搞清楚现实之前，任何道路都是空中楼阁。王总督在婆罗洲八年，搞清楚了婆罗洲的现实。他在俄国四年，刚开始搞清楚俄国的现实。
五月下旬，统桢离开古晋，继续南行。船过爪哇海，进入明室在南洋的另一个重要领地——新几内亚岛。这座巨大的岛屿被明室和荷兰人、德国人瓜分。明室占有东半部，包括富饶的莫尔兹比港和布维尔岛。统桢在莫尔兹比港登岸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港口背后是连绵的群山，覆盖着浓密的热带雨林。码头附近是明式的建筑群——官署、兵营、仓库、会馆，白墙黑瓦，飞檐翘角，但规模比吕宋小得多。真正让他震撼的是码头上的货物。不是香料，不是蔗糖，不是茶叶。是铜矿石和金矿石。布维尔岛的铜矿，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铜矿之一，十年前被明室勘探队发现，如今已经大规模开采。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矿石正在装船，准备运往吕宋的冶炼厂。矿场里做工的有本地土著，也有从清国招来的契约华工。统桢和几个华工聊了聊。他们是从广东、福建来的，签了五年契约，包吃住，有工钱，五年满后可以选择回乡或留下。
“比家里强。”一个姓陈的客家矿工说，“在老家租地种，一年到头不够交租。在这里五年，能攒下一笔钱。苦是苦，但有个盼头。”
统桢问：“矿上的活，危险吗？”
陈矿工沉默了一会儿。“去年塌了一次方，死了十几个人。东家赔了钱，一家五十两银子。”
五十两银子一条命。统桢把这个数字记在记里，旁边画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六月初，统桢终于回到了吕宋。
马尼拉湾的落把海水染成金红色。他十六岁离开，二十四岁回来。八年。八年前，他站在“远望”号的船尾，看着这条海岸线一点一点消失。那时候他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
船在马尼拉港靠岸时，天色已黄昏。港口比他离开时大了不止一倍。新的码头是用花岗岩砌的，能停泊万吨巨轮。码头上的起重机是蒸汽驱动的，从德国克虏伯厂进口。仓库一排接一排，堆满了来自婆罗洲的石油、新几内亚的铜矿、马来亚的橡胶、吕宋本岛的蔗糖和烟叶。港池里停泊着几十艘商船，挂着各国的旗帜——最多的是明室的黄龙旗，其次是英国的米字旗、法国的三色旗、美国星条旗、荷兰三色旗。还有几艘他从未见过的旗帜——大概是南美新独立国家的船。统桢站在甲板上，看着这座属于他自己家族的港口。八年前他离开时，马尼拉还只是一个区域性的贸易港。现在它是整个西太平洋的航运中心。
一个穿官服的中年人快步迎上码头。“周王殿下！臣林文端，礼部主事。陛下命臣在此迎候殿下。”
统桢上了马车。车窗外，马尼拉的街道在夜色中向后退去。他离开时，这里大多是土路和木屋。现在有了宽阔的石板路，有了中西合璧的砖木楼房，有了煤气路灯。街上的人穿着各色衣裳——中式长袍、西式洋装、菲律宾土布、马来纱笼。店铺的招牌写着中文、英文、西班牙文、他加禄文。一座帝国的都城，一座不知道自己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的城市。
第二天清晨，统桢进宫觐见。
皇宫还是那座皇宫。红墙黄瓦，飞檐斗拱，建在马尼拉城东的山丘上。统桢在礼部官员的引导下穿过一道道宫门，走过他小时候奔跑过的回廊。八年前他离开时，觉得这座宫殿是一座牢笼。现在他回来了，它还是那座宫殿。变的是他。
光宪皇帝在勤政殿召见。统桢进殿时，看见父亲坐在龙椅上。八年前他离开时，父亲六十九岁，头发花白，腰背挺直。现在父亲七十七了，头发全白了，背也弯了。但那双眼睛还是那样——锐利的，深沉的，看人的时候像能看到骨头里。
统桢跪下行礼。“儿臣统桢，叩见父皇。”
光宪帝看着跪在殿中的儿子。八年不见，那个十六岁的少年变成了二十四岁的青年。瘦了，黑了，但眼睛里的东西没有变。还是那团火。
“起来。走近些。”
统桢站起来，走到父亲面前。光宪帝仔细端详着他，从头看到脚，又从脚看到头。
“瘦了。”
“儿在外，饮食不比宫中。”
光宪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俄国怎么样？”
统桢没有说“还好”，没有说“平安”。他知道父亲问的不是这个。
“苦。工人苦，农民苦。比吕宋苦得多。”
“比你走之前想的呢？”
“比想的还苦。”
光宪帝点了点头。他没有问“那你后悔吗”。他知道儿子不会后悔。
“朕看了你寄回来的信。辛比尔斯克的那个男孩，叫沃洛佳的，怎么样了？”
统桢的心头一热。父亲记得沃洛佳的名字。
“儿离开时，他快十岁了。在读马克思。”
光宪帝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十岁读马克思。比你当年还早。”
“他比我聪明。”
光宪帝看着儿子。“统桢。你这次回来，打算住多久？”
“儿想看看家里的制度。父亲的立宪，议会的运作，工厂和田庄，还有那些殖民地。用儿在俄国四年的眼睛看。看完了，儿可能还要走。”
光宪帝沉默了很久。殿外传来马尼拉湾的海浪声。
“去吧。”他终于说，“朕知道留不住你。去看你想看的。走之前，来陪朕吃几顿饭。”
统桢跪下叩首。“儿臣遵旨。”
六月，统桢在马尼拉和吕宋各地走访。他去了议会，坐在旁听席上看议员们辩论。明室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是贵族和钦定议员，下院由各省和殖民地选举产生。他听了一场关于劳工法案的辩论。下院民选议员提议限制工厂工时、禁止十二岁以下童工，上院钦定议员反对，说这会增加工厂成本、削弱明室在海外贸易中的竞争力。双方吵了一整天，最后法案以微弱多数通过。但统桢注意到，法案的细则被改得面目全非——工时的上限从十小时变成了十二小时，童工的禁令从十二岁降到了十岁。
他坐在旁听席上，想起英国工厂法通过时也是这样，工人争了几十年，争来的是一部被的法律。但毕竟有了。从无到有，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他去了吕宋中部的甘蔗种植园。明室的糖业是朝廷的财政支柱，甘蔗园遍布吕宋岛的中部和南部。统桢小时候在宫里见过糖，雪白的、晶莹的，装在天青色的瓷罐里。但他从没见过甘蔗是怎么变成糖的。种植园里，佃农们住在竹子和棕榈叶搭成的棚屋里。男人在田里砍甘蔗，女人在土灶前熬糖，孩子们光着脚在甘蔗渣堆里捡没榨的碎块。统桢和一个老蔗农蹲在田埂上聊天。
“您种了多少？”
“三公顷。自己的地一公顷，租东家的两公顷。”
“租子怎么算？”
“对半分。”
统桢的心沉了一下。和俄国一样。辛比尔斯克省乌斯宾斯科耶村的伊万，也是种三俄亩地，也是租地主的，也是对半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作物，同样的命运。
“您知道议会通过了一个劳工法案吗？限制童工的。”
老蔗农摇摇头。“议会是什么？”
统桢没有回答。他想起沃洛佳问过的问题：法律是谁定的？农民不识字，不看报，不知道议会是什么，不知道法律是什么。他们只知道，甘蔗砍下来，一半交东家，一半留自己。东家那一半从来不会少，自己这一半从来不够吃。他去了马尼拉郊区的纺织厂。吕宋的工业不如它的航运和种植园发达，但近年来也建起了一批工厂——纺织、榨油、制糖、卷烟。统桢在纺织厂里看到的情景和普梯洛夫工厂如出一辙：女工和童工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手指被梭子打伤，肺里吸满棉絮。厂主大多是华商，也有少数英国人和西班牙人。工头是本地人或混血儿，手里拿着藤条。
统桢在记里写道：
“吕宋的工厂和俄国的工厂，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这里的工人皮肤黑一些，天气热一些。剩余价值没有肤色之分。”
他去了新建的铁甲舰“镇海”号。这艘舰是大哥宪守主持建造的，三年前下水。舰长姓郑，原是统桢私兵部属。“镇海”号是明室海军的旗舰之一，拥有四门大口径克虏伯火炮，铁甲厚达六寸。
“殿下，您当年留下的私兵，如今大半都在这舰上了。”郑舰长说，“他们常问起您。说周王殿下在俄国，不知怎么样了。”
统桢站在舰桥上，看着甲板上列队的水兵。那些年轻的面孔，他大多不认识。但他认出了几张老面孔——当年从吕宋带去欧洲的三千私兵中的几个老兵。他们老了，胡子白了，但站在那里还是笔挺的。他走下舰桥，和老兵们一一握手。有一个叫陈阿发的，福建人，当年在“远望”号上跟着他过了好望角。陈阿发握着他的手，眼眶发红。
“殿下，您还回来吗？”
统桢没有回答。
七月，统桢乘船北上。
他要去清国。不是以明室亲王身份——清国视明室为叛逆之后，明人入清境一旦被发现，轻则驱逐，重则拘押。他化名“林复”，以一个在婆罗洲做生意的华商身份，搭一艘英国商船从马尼拉驶往上海。
船走了四天三夜，穿过南海，过台湾海峡，进入长江口。统桢站在甲板上，看着长江的浊黄色水流冲入碧蓝的海水。两种颜色并排流了很久，才慢慢混合。
上海比他想象中大得多。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沿黄浦江一字排开，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怡和洋行、沙逊大厦——每一栋都建得气派堂皇。江面上泊着各国的轮船，米字旗、星条旗、三色旗、太阳旗在风里飘扬。但统桢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这些。
他注意到了外滩尽头的那片建筑群。
那是明室的租界。
统桢在伦敦和彼得堡都听说过，但从没见过。1862年——他离开吕宋的那一年——明室与清国签订了《上海通商章程》，获得了在虹口一带的居留权和贸易权。后来几经扩展，明室在上海的租界已经占据了虹口沿江的一大片土地，与英租界、美租界毗邻。统桢站在船头，看着那片挂着黄龙旗的建筑。明式的牌坊立在江边，上面写着“大明通商口岸”六个大字。牌坊后面是中西合璧的楼房——中式的飞檐和西式的拱窗混在一起，说不上好看，但透着一股实用的气派。码头上停泊着几艘明室的商船和两艘炮艇。炮艇不大，几百吨的排水量，但炮口锃亮，水兵穿着整齐的白色制服在甲板上列队练。岸上，穿着明式官服的官员来来往往，还有穿西装、戴礼帽的买办，以及挑着担子、推着小车的小贩。
统桢以外商身份在英租界的一家旅馆住下后，换了一身衣裳，独自走向虹口。他没有带任何明室的身份证明，只是一个普通的“华商”。走进明租界，他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气味——南洋的香料、茶叶和檀香混合的气味。街上的店铺挂着中文招牌，有吕宋糖行、婆罗洲橡胶庄、新几内亚铜矿办事处，还有一家明室南洋银行的上海分行。银行的门面是西式的，但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统桢站在银行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商人。他们中有明室的华商，有清国的买办，有穿西装的洋人，有裹着头巾的印度巡捕。一个穿着明式官服的中年人从银行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随从。他的官服前绣着锦鸡——五品文官。统桢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知道他代表的是一个拥有铁甲舰队和半个太平洋殖民地的帝国。在清国的土地上，在上海的江边，明室有自己的租界，有自己的银行，有自己的炮艇。
他在明租界里走了一个下午。虹口不大，横竖三四条街，但五脏俱全。有明室官署，有商会会馆，有庙宇，有学堂，有医院。学堂里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念的是《三字经》——和他在吕宋宫里小时候念的一样。医院的门口挂着一块匾，写着“仁济”二字，落款是“光宪三十八年御笔”。这是父亲赐的匾。统桢站在医院门口，看着那块匾。在清国的土地上，在洋人瓜分的上海，明室建了一所医院，用父亲的御笔做了匾。这不是施舍，这是宣示。
黄昏时分，他走到了明租界和清国地界的交界处。一条窄窄的巷子，一边是明租界的岗亭，站着明室的巡捕，穿着深蓝色制服，腰间佩着警棍。另一边是清国的地盘，没有岗亭，没有巡捕，只有一片灰扑扑的低矮木屋。他站在交界处，看着巷子两边。明租界的街灯亮了——是煤气灯，和伦敦的一样。灯光照在净的石板路面上。巷子那边，清国的木屋隐没在黑暗里，只有几扇窗户透出微弱的油灯光。同一条巷子。同一座城市。同一片天空下。
他想起喀山图书馆里抄下的萨迪的诗：“亚当的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造物之初本一体，一肢罹病传全身。”
第二天，统桢穿过那条巷子，走进了清国的地界。
上海县城在租界的南面，有城墙围着。城墙是明朝建的，已经破败不堪。城门洞里挤满了人——挑担的、推车的、要饭的、拉客的，人声鼎沸，臭气熏天。统桢挤过城门洞，走进城里。街道窄得只能容两人并肩，头顶是密密麻麻的晾衣竿，被单和裤衩在风里滴着水。两边是木结构的矮楼，一楼是店铺，二楼住人。店铺卖什么的都有——米铺、布庄、药铺、香烛店、棺材铺。统桢在城里走了整整一个下午。他看见了清国的真实面目。不是奏章里的“天朝上国”，不是洋人报纸上的“东亚病夫”。是无数活生生的人，在拥挤、肮脏、贫困中挣扎着活下去。他看见一个老妇人蹲在墙，面前摆着几只破碗，碗里是发黑的菜叶。他看见几个孩子光着身子在污水沟里捞东西，捞上来一只死老鼠，欢呼着跑了。他看见一个男人躺在街边，身上盖着破席子，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一眼。
统桢在城里没有看见一所学校。
他想起辛比尔斯克。辛比尔斯克也穷，但伊利亚·乌里扬诺夫在那里建了几十所学校。乌斯宾斯科耶村的那所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十几个学生，但它存在。在上海县城，他走了整个下午，没有看见一所学校。
黄昏时，他走出城门，回到江边。黄浦江在暮色中流淌，江对岸是浦东的田野和村庄，一片黑暗。身后是外滩万国建筑的灯火，流光溢彩。虹口方向，明租界的煤气灯也亮着，黄龙旗在灯影里飘动。他被夹在几个世界之间——灯火通明的租界，黑暗沉默的清国县城，还有他自己的明室帝国。明室在这里有一块租界，有一支舰队，有半个太平洋的殖民地。明室的臣民在吕宋种甘蔗，在婆罗洲采石油，在新几内亚挖铜矿，在马六甲收过路费。他们的子比清国的同胞好过，比俄国的农民好过。但他们也在交一半的租子，也在工厂里被榨取，他们的孩子在矿井里被塌方压死，一条命赔五十两银子。
统桢站在江边，站了很久。
他想起沃洛佳在伏尔加河边说的话。“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但下面在动。”
清国的下面，也在动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那些在上海县城污水沟里捞死老鼠的孩子，他们的下面，总有一天会动的。
八月初，统桢离开上海，继续北行。
他乘英国商船到了天津，从天津换乘骡车去北京。他不是要进北京城——明室亲王进清国都城，那是自投罗网。他只想在城外看看。骡车沿着白河走，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八月是玉米和高粱抽穗的季节，田野里一片青绿。但统桢注意到，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比俄国的黑麦田差远了，比吕宋的甘蔗园也差远了。不是农民不勤劳——他看见农民在田里锄草，腰弯得像虾米。是地太薄，水太少，肥不够。
他在通州城外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一夜。村子有几十户人家，房子是土坯的，屋顶铺着高粱秆。统桢借住在一个老农家里。老农姓张，六十多岁，满脸皱纹像核桃壳。统桢以华商身份和他聊天。
“您种了多少地？”
“八亩。自己的三亩，租地主的五亩。”
“租子怎么算？”
“对半分。”
又是对半分。吕宋的对半分，俄国的对半分，清国的对半分。全世界的对半分。
“够吃吗？”
张老农苦笑。“丰年勉强够。歉年就挨饿。去年天旱，收成不到一半。租子交完，剩的只够吃到正月。开春以后就靠野菜和树皮撑着。”
统桢沉默了很久。他想起了伊万，想起了乌斯宾斯科耶的那个老农。他们的命运一模一样。区别只在于，伊万的沙皇远在彼得堡，张老农的皇帝近在北京——但都看不见他们。
“您知道吗，南边有个明国。”统桢忽然问。
张老农想了想。“听说过。说是前朝的遗民，在南洋占了块地方。”
“您觉得明国怎么样？”
张老农又想了想。“能怎么样？换个皇帝，种地的还是种地，交租的还是交租。”
统桢没有说话。这个不识字的清国老农，一句话说穿了他想了四年都没完全想通的事。换个皇帝，种地的还是种地，交租的还是交租。他在俄国走了四年，在吕宋看了两个月，在清国待了一个月。他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有人活，有人收钱。活的吃不饱，收钱的撑破肚。沙皇、清帝、明皇——名字不同，制度不同，但底下的人，命是一样的。
他谢过张老农，留下几块银元，离开了村子。回天津的路上，他一直沉默。骡车在黄土路上颠簸，扬起一人多高的尘土。
九月，统桢回到吕宋。
光宪帝的身体比六月时更差了。太医私下对统桢说，陛下心肺俱衰，恐怕撑不过今年冬天。统桢每天进宫，陪父亲用膳、说话、在御花园里散步。光宪帝走得很慢，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喘。但他不肯让人扶，自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走。
有一天傍晚，父子俩在御花园的亭子里坐着。夕阳把马尼拉湾照成金红色，海面上有渔船归航，白帆点点。光宪帝忽然开口了。
“统桢。你十六岁那年，朕让你走。你恨过朕吗？”
“没有。”
“真的？”
“真的。”统桢看着父亲苍老的脸，“儿那时不懂。现在懂了。父皇不是让儿走，是让儿去找自己的路。”
光宪帝沉默了很久。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气息。
“朕年轻时，也想改变这个世界。”他慢慢地说，“后来做了皇帝，有太多的不得已。大臣们说这不行那不行，列强们虎视眈眈，旧族们盘错节。朕推行立宪，他们说朕背叛祖制。朕买铁甲舰，他们说朕浪费国帑。朕想做的事，十件里做成一件就不错了。”
他看着海面。
“朕有时候想，如果朕不是皇帝，也许能做得更多。”
统桢伸出手，握住了父亲的手。那只手枯瘦，冰凉，布满了老人斑。
“父皇做的事，已经比大多数人多得多了。”
光宪帝摇了摇头。“朕只是开了个头。后面的路，要你们自己去走。”他看着统桢，“你大哥是守成之君，能把朕留下的摊子稳住就不容易。改变的事，要靠你。”
统桢没有说话。海风把光宪帝的白发吹起来，像一面旗。
十月，统桢准备返回俄国。
临走前，他和大哥宪守长谈了一次。太子宪守已经五十三岁了，头发也花白了。他比父亲更谨慎，更温和，但骨子里有同样的坚韧。
“五弟，你这次回来，看到了什么？”
统桢想了想。“看到了明室的强大。铁甲舰队，半个太平洋的殖民地，马尼拉的银行和工厂，上海的租界。明室已经是列强之一了。”
宪守点了点头。
“但我也看到了，吕宋的蔗农还在交对半租。新几内亚的矿工一条命只值五十两银子。议会通过了限制童工的法律，但被打了折扣，从十二岁降到十岁。”他看着大哥，“大哥，明室强大了。但强大的是朝廷，不是百姓。”
宪守沉默了很久。窗外，马尼拉湾的海浪声隐隐传来。
“我知道。”他低声说，“我知道。但我能做的，也只有慢慢来。父亲用了一辈子把明室从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变成了列强。我能做的，是让这个帝国不散架。改变百姓的命运……”他叹了口气，“也许要等你，或者等你的下一辈。”
统桢没有说话。他想起张老农的话：换个皇帝，种地的还是种地，交租的还是交租。他不想做皇帝。他想做的是别的事。但那件事是什么，他也还在找。
十一月，统桢在去俄国的路上。
这次他没有走苏伊士运河。他乘明室的商船从马尼拉出发，横渡太平洋——这是明室在美洲的殖民地的航线。船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一个月。中途停靠了明室在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关岛、威克岛、中途岛。这些岛屿是明室从西班牙人手里夺来的，如今是太平洋航线上的加煤站和军事基地。岛上驻扎着明室的海军陆战队，炮台对着大海，兵营里每天早晨升黄龙旗。
统桢在关岛上岸走了走。岛上的土著查莫洛人已经被西班牙人屠了大半，剩下的被集中在教会管理的村子里。明室接手后，政策差不多——只是把教堂换成了妈祖庙。统桢和一个查莫洛老人说话。老人会几句磕磕绊绊的西班牙语和更磕绊的闽南话。
“西班牙人走了，明国人来了。有什么不一样？”
老人想了想。“西班牙人的鞭子粗一点。明国人的鞭子细一点。都一样疼。”
统桢把这句话记在了记里。鞭子粗一点，鞭子细一点。都一样疼。
十一月下旬，船抵达明室在北美西海岸的殖民地——新福州。这是明室在1840年代从墨西哥人手里买下的一块土地，后来发现了金矿，大批明国涌入。如今的新福州是一座繁荣的港城，华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美国人、俄国人混居。统桢在新福州住了几天，看到了和南洋殖民地相似又不同的景象。这里的土地不是种植园，是农场和矿山。劳工有华工，有墨西哥人，有印第安人。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华工受明室法律保护，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则处于更低的地位。统桢和新福州的总督谈了谈。总督姓黄，是客家人，做事练。
“殿下，治理殖民地，最难的是人心。”黄总督说，“华工觉得自己是明室子民，高人一等。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不服。我得一碗水端平，但有些时候，端不平。”
“什么时候端不平？”
“比如矿山出了事故。华工死了，家属来闹，朝廷有法例，赔五十两。墨西哥人死了，按本地习惯，赔三十两。印第安人死了，部落里来人说几句话就完了。都是人，命价不一样。我怎么办？提高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的命价，矿主不，说增加成本。压低华工的命价，华工不，说自己是明室子民，凭什么和土人一样。我夹在中间。”
统桢问：“那您怎么办？”
黄总督苦笑。“拖。能拖就拖。实在拖不下去，各打五十大板。”
统桢把这个也记在了记里。
十二月中旬，统桢乘船从新福州北上，沿美洲西海岸驶向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俄国人的地盘——至少名义上是。俄国人在这里只有几个贸易站和皮毛收购点，真正控制这片土地的是印第安部落和无处不在的冰雪。统桢在锡特卡换乘俄国美洲公司的商船，横渡白令海，驶向堪察加。白令海的十二月，风浪大得吓人。灰色的天，黑色的海，白色的浪头，世界只剩下这三种颜色。统桢躺在船舱里，听着风浪的咆哮，想起九年前在“远望”号上过好望角的风暴。九年前他十六岁，站在甲板上任凭雨水和海水浇透全身。现在他二十四岁，躺在舱里不是怕了，是在想事情。
他想起这一年走过的路。吕宋的议会，婆罗洲的议事会，新几内亚的铜矿，上海明租界的煤气灯，上海县城污水沟里捞死老鼠的孩子，通州城外张老农的对半租，关岛上查莫洛老人的“鞭子粗一点细一点”，新福州黄总督夹在华工和墨西哥人之间的无奈。他走过了明室帝国的半壁江山。从马六甲到新几内亚，从关岛到新福州。明室是列强。铁甲舰队，半个太平洋，几百万人。但明室的强大，没有让张老农的租子少交一粒，没有让查莫洛老人的鞭子轻一分，没有让新几内亚矿工的命多值一两银子。
他想起父亲在御花园里说的话。“朕只是开了个头。”他想起大哥的话。“改变百姓的命运，也许要等你。”他想起沃洛佳刻的那枚棋兵。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走到底，可以变成任何棋子。他要回俄国去。不是逃避明室，是回去继续找那条路。那条让张老农、查莫洛老人、新几内亚矿工都不再挨鞭子的路。
船过堪察加，沿千岛群岛南下，进入鄂霍次克海。十二月下旬，船在黑龙江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靠岸。统桢踏上了俄国的土地。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像一堵墙迎面撞过来。他裹紧从新福州带来的皮大衣，在码头附近找到一家小旅馆。旅馆的炉火烧得很旺，老板是哥萨克后裔，大胡子，大嗓门。
“从哪儿来？”
“美洲。”
“美洲？”老板上下打量他，“中国人？”
“明国人。”
“明国？没听说过。”老板倒了杯伏特加推过来，“喝。不喝冻死你。”
统桢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劣质伏特加像火一样从喉咙烧到胃里。他想起普梯洛夫工厂区的小酒馆，想起米哈伊尔，想起巴维尔，想起那些在酒馆里第一次听他讲“团结”的工人们。
第二天，他登上了沿黑龙江而上的俄国轮船。船舱里挤满了皮毛商、淘金客、流放犯、传教士。统桢坐在角落里，听着他们用各种口音谈论金子、皮毛、女人和上帝。黑龙江两岸是无穷无尽的白桦林和雪原，偶尔闪过一座通古斯人的驯鹿皮帐篷。船走了三天三夜，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靠岸。统桢在这里换乘雪橇，向西，向俄国腹地驶去。
雪橇在冰封的驿道上飞驰。车夫是一个雅库特人，脸被冻成了酱紫色，但赶起雪橇来像一阵风。统桢裹着皮大衣缩在雪橇里，看着两边的白桦林飞速后退。雅库特人忽然唱起歌来，是一种没有歌词的调子，从喉咙深处发出的，低沉的，悠长的，像风穿过白桦林的声音。统桢听着那歌声，想起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号子。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在用同一种声音唱歌。
1872年1月1，俄历1871年12月20，雪橇驶进了伊尔库茨克的城门。
统桢回来了。
他找了一家旅馆住下，要了一盆热水，把冻僵的脚泡进去。然后铺开信纸，给沃洛佳写信。
“沃洛佳：
我回来了。
我回了一趟家。明室。又去了清国。还去了美洲。走了半个地球。看到了很多。我家的朝廷，是列强了。有铁甲舰队，有半个太平洋的殖民地。但我在甘蔗园里看到的农民，在矿井里看到的矿工，和俄国的农民工人一样穷，一样苦。在上海，我看见清国的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洋人当狗，而明室在那里有一块租界，挂着黄龙旗，是洋人的一分子。
沃洛佳，我走了半个地球，看到的是同一件事：有人活，有人收钱。活的吃不饱，收钱的撑破肚。英国是这样，俄国是这样，清国是这样，我家明室也是这样。全世界的对半分。
你问过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公。我还在找答案。但有一件事我越来越清楚：靠上面的人发善心，是不行的。我父亲是好人，他想让农民过得好一点。但他坐在皇宫里，看不见甘蔗园。他通过了法律，但执行法律的人把法律打了折扣。他管不到那么远。要靠下面的人自己站起来。
你送我的那枚兵，我一直带着。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走到底，可以变成任何棋子。
我回俄国了。在伊尔库茨克。明天继续向西走。回彼得堡，回辛比尔斯克。等我。
朱统桢
1872年1月1于伊尔库茨克”
写完信，他把信封好。窗外，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正在咆哮。炉火烧得很旺，木柴噼啪作响。他把两枚木棋子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桌上。一枚王，一枚兵。王的王冠有点歪，兵的刀痕深浅不一。
他把兵握在手心里。兵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
明天，继续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