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七，上午八点整。
南京，中统特务处。
这是一栋四层的灰色建筑，外墙没有任何标识，只有大门旁挂着一块小小的铜牌，上面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字很小，不走近看本看不清。钱壮飞提着皮箱，站在大门外，抬头看了看。楼很高，窗户都装着铁栅栏，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门口站着两个卫兵，不是培训班那种穿训练服的学员兵，而是真正的军人，戴着钢盔，端着，枪刺雪亮。
“证件。”左边的卫兵伸出手，声音硬邦邦的。
钱壮飞递上徐恩曾给的文件，还有自己的身份证件。卫兵仔细核对，又上下打量了他几遍，才挥挥手：“进去吧，一楼人事科报到。”
大门是沉重的铁门，推开时发出吱呀的响声。里面是一个大厅，很空旷，水磨石地面擦得能照出人影。大厅里没什么人，只有角落里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正在看报纸。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
“新来的？”
“是，钱壮飞，来报到。”
“人事科在102，直走，右拐。”男人指了指方向，又低头看报纸，好像对来人毫不关心。
钱壮飞沿着走廊往里走。走廊很长，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门，门上只有编号，没有牌子。102在走廊尽头。他敲门进去，里面是个小办公室，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短发，戴眼镜，正在打字机上噼里啪啦地打字。
“报到。”钱壮飞把文件递过去。
女人停下手，接过文件，翻开看了看。“钱壮飞，无线电培训班第三期，徐主任特批调入。”她抬头看了钱壮飞一眼，眼神很平淡，像在看一件物品，“跟我来，办手续。”
手续很简单：填表，交照片，领证件。证件是一张硬卡，上面有照片、姓名、编号，还有一枚钢印。编号是2179。女人把证件递给他：“这是你的工作证，进出必须佩戴。丢失立即报告。现在去三楼，电讯科，找王科长。”
“是。”
三楼。电梯是那种老式的铁栅栏电梯，运行时哐当哐当地响。钱壮飞站在电梯里，看着铁栅栏外一层层掠过的走廊。每一层都差不多，安静的，昏暗的，偶尔有一两个人匆匆走过，目不斜视。
电梯停在三楼。门开了，外面是另一条走廊。电讯科在303，门开着，能听见里面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很密集，像夏夜的蝉鸣。
他走进去。房间很大，摆着两排长桌，每张桌上都有一台发报机或收报机，十几个穿着中山装或军便服的人坐在桌前，戴着耳机，有的在发报，有的在收报，有的在破译电文。空气里有烟草、汗水和机油混合的味道。
“找谁？”靠门的一个年轻人抬起头，嘴里叼着烟，眼睛有点红，像熬了夜。
“我找王科长，来报到。”
“里面。”年轻人用烟指了指房间最里面的一扇门。
钱壮飞走过去，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进。”
推门进去。办公室不大，堆满了文件和设备。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子后面，秃顶，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正在看一份电文。他抬起头，眼镜滑到鼻尖，眼睛从镜框上方看过来。
“钱壮飞？”
“是，王科长，来报到。”
“徐主任打过招呼了。”王科长放下电文，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坐。”
钱壮飞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王科长打量着他，目光说不上友善，也说不上敌意，就是一种纯粹的、职业性的审视。“无线电培训班出来的，成绩不错。但这里不是培训班，是实战。你的工作，很简单，也最难。”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过来，“这是工作守则，背熟。违反任何一条，轻则开除，重则军法处置。”
钱壮飞接过文件，快速扫了一眼。十几条，大多是关于保密和纪律的：不得私自携带文件离开，不得询问与工作无关的事，不得与同事讨论工作内容，不得……
“你的岗位，是见习报务员。”王科长站起来，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画着几个框，框里写着字：收报组、发报组、破译组、分析组。“你先在收报组，熟悉各类电文的格式和频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两班倒。有任务的时候，加班。没有休息，除非批准。”
“是。”
“跟我来。”王科长走出办公室，钱壮飞跟上。他们走到外面的大房间，王科长拍了拍手，嘀嗒声停了下来，所有人都抬起头。
“新来的，钱壮飞，见习报务员，分到收报组。老赵，你带他。”王科长指了指靠窗的一个位置，那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脸很黑，眼角有很深的皱纹，正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喝茶。
老赵放下茶缸，招招手。钱壮飞走过去。
“坐。”老赵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空桌子，桌上有一台收报机，一副耳机，一叠抄报纸，几支铅笔。“会用吗？”
“会。”
“那行，先听这个频率。”老赵指了指收报机上的旋钮，“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开始。你抄，抄完给我看。”
钱壮飞坐下，戴上耳机，调整频率。很快，耳机里传来清晰的女声：“中央社消息，民国十六年四月二十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今发布通告，近期将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展开社会治安整顿行动……”声音很平稳，字正腔圆。他拿起铅笔，开始抄。内容很无聊，都是官样文章，剿匪成果，经济建设，外交动态。但他抄得很认真，每个字都工工整整。
抄了半小时，老赵拿过他的抄报纸，扫了一眼。“字不错，速度也够。但这里，”他用手指点了点某一行，“‘剿匪’抄成了‘剿灭’，意思就变了。咱们这行，一个字都不能错。错一个字，可能就错一条命。明白吗？”
“明白。”
“继续。”老赵把抄报纸还给他，又端起茶缸喝茶。
一上午，钱壮飞都在抄新闻广播。中央社的，路透社的，美联社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经过筛选的、无害的消息。但他知道，这是训练，是让他熟悉电文格式，熟悉抄收节奏。真正的工作，不会这么简单。
中午吃饭在楼里的食堂。食堂在地下室，很暗，空气不流通，弥漫着饭菜和汗水的混合气味。饭菜和培训班差不多，四菜一汤，但味道更差。吃饭时不许说话，每个人都埋头猛吃，吃完就走，像完成任务。
钱壮飞坐在角落里，慢慢吃着。他观察着周围的人。电讯科大约二十几个人，男女都有，年龄从二十出头到五十多。大多面无表情，眼神疲惫，像长期睡眠不足。偶尔有人低声交谈两句，也很快停下，警惕地看看四周。
这就是他未来要工作的地方。压抑，沉闷，像一口深井，井壁上长满青苔。
下午，工作内容变了。老赵递给他一叠抄报纸，上面是已经抄收好的电文，但很潦草，有很多涂改。“把这些誊清。注意，只誊电文内容，不要管其他的标记。”
钱壮飞接过。电文是密电，点划组成的密码，他看不懂。但电文旁边，用红铅笔写着一些标注：收报时间、频率、可能的发报地。有些电文上，还盖着“急”、“密”的章。
他开始誊写。很枯燥，但需要绝对的专注。一个点一个划都不能错。他抄得很慢，很仔细。老赵偶尔走过来看一眼，没说话，又走开。
抄到第三份时，他停了一下。这份电文的密码组合，他有点眼熟。不是培训班学过的任何一种，但某个特定的点划排列，他在李克农给的那本《红楼梦》密码底本里见过。那个排列，对应的是“危”字。
他不动声色，继续誊写。但脑子里已经开始快速回忆。那本《红楼梦》，他还没看过，但密码表他背过。这个点划组合，确实是“危”。但电文很长，只有一个“危”字，可能只是巧合。
他抄完这份，继续下一份。但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他在想，这份电文是从哪里来的？发给谁的？内容是什么？那个“危”字，是电文里的内容，还是发报人故意留下的标记？
他不知道。他也不能问。在这里，好奇是禁忌。
下午四点，老赵走过来，递给他一个新的频率。“听这个，抄下来。”
钱壮飞调整频率。耳机里传来的不再是清晰的新闻广播，而是杂乱的、断断续续的嘀嗒声。是某个地下电台的信号，很弱，扰很大。他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才能分辨出哪些是信号，哪些是噪音。
他抄了十分钟，只抄出十几个字符。信号太差了，而且发报手法很生涩，节奏不稳，经常出错码。
“停吧。”老赵说，拿过他的抄报纸，看了看，摇摇头，“这是上海那边的一个地下电台，新设的，手法很差。但就是这种电台，最难搞。信号弱，时间不固定，手法乱。可往往就是这种电台，传出来的东西最要命。”
“要抓吗？”钱壮飞问。
“抓？”老赵笑了，笑容很苦，“怎么抓？信号弱，定位困难。就算定位了，等你的人赶到，人家早撤了。这种电台，都是流动的，今天在这个弄堂，明天在那个阁楼。像跳蚤，抓不完。”
他点了点抄报纸：“所以我们的工作，不是抓人，是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听他们想去哪，听他们想做什么。听多了，总能听出点东西。”
钱壮飞点点头。他想起李克农。李克农现在也在上海，也在建立电台。他用的电台，是不是也像这样，信号弱，手法生涩？会不会也被这里的人监听着，抄收着，分析着？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从今天起，他坐在中统的电讯科里，戴起耳机，抄收的电文中，可能有自己同志的信号。他抄下的每一个点划，都可能成为追捕自己同志的线索。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手不能抖，心不能乱。要像一台机器，精确，冷静，没有感情。
下班时间是晚上八点。但没有人准时走。老赵还在喝茶，其他人也大多坐在位置上，或继续工作，或整理文件。钱壮飞收拾好东西，站起身。
“明天早上八点，别迟到。”老赵说，没抬头。
“是。”
走出大楼时，天已经全黑了。街灯亮着，路上没什么人。钱壮飞沿着街道慢慢走，手在口袋里。口袋里除了工作证，还有那五百块钱。他摸了摸，钱还在。
他走到一个邮局，已经关门了。他找到门口的邮筒，把写给儿子的信投进去。信掉进邮筒深处，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然后他转身，朝住的地方走。
他住在中统安排的宿舍，离办公楼不远，一栋三层的老楼，两人一间。同屋的是电讯科的另一个报务员，姓孙，三十多岁，话不多，回来就躺在床上看书。钱壮飞和他打了个招呼，对方点点头，继续看书。
宿舍很简陋，两张床，两张桌子，一个衣柜。钱壮飞把皮箱放在床下，洗漱，躺下。很累，但睡不着。耳朵里还残留着嘀嘀嗒嗒的电报声，像一群苍蝇，在脑子里嗡嗡地飞。
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数数。数到五百时，忽然听见敲门声。很轻，三下。
他坐起身。同屋的老孙也醒了，低声问：“谁？”
门外没回答，又是三下。
老孙下床，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往外看。然后他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钱壮飞没见过。
“钱壮飞在吗？”年轻人问，声音很平。
“在。”钱壮飞下床。
“徐主任让你去一趟，现在。”
钱壮飞看了看表，晚上十点半。这么晚了，什么事？但他没问，迅速穿好衣服，跟着年轻人走出宿舍。
车已经在楼下等着，黑色的轿车，没有牌照。年轻人开车，钱壮飞坐在后座。车开得很快，穿过寂静的街道。不是去办公楼的方向，而是往城外开。
“我们去哪？”钱壮飞问。
“到了就知道。”年轻人说，没回头。
车开出城，开上一条土路。路很颠，两边是农田，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开了大概半小时，车停在一栋孤零零的房子前。房子很旧，像是废弃的仓库，但门口站着两个持枪的卫兵。
年轻人下车，示意钱壮飞跟上。卫兵检查了证件，放行。走进房子，里面很空，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徐恩曾坐在桌子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旁边站着两个人，穿着便服，但腰里鼓鼓的，显然带着枪。
“主任。”钱壮飞立正。
徐恩曾抬起头，示意他坐下。“这么晚叫你来，是有个任务。”他推过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这个人，叫郑明，中共上海地下党交通员。我们抓到他三天了，嘴很硬，什么都没说。”徐恩曾点了点照片，“但今天下午，他松口了。不过，他有个条件。”
钱壮飞看着照片，没说话。
“他说，他只跟医生说。”徐恩曾靠回椅背，手指在桌面上敲着，“他说他在被捕时受了伤，伤口感染，发烧。他说，如果你们找个医生来，治好我的伤，我就说。否则，我宁愿死。”
房间里很安静，能听见远处田野里的蛙鸣，呱呱的，一声接一声。
“我们找了军医，他不认。他说，他要真正的医生，要会做手术的医生。”徐恩曾盯着钱壮飞，“我记得，你就是医生。外科医生。”
钱壮飞的心脏猛地一缩。但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是，学生是医生。”
“那好，”徐恩曾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他，“这个人，很重要。他知道上海地下党的好几个联络点，知道至少五个重要人物的藏身处。我们需要他开口。你去给他治伤，让他开口。这就是你的任务。”
“学生……没带器械。”
“准备了。”徐恩曾朝旁边的人点点头。一个人拎过来一个皮箱，打开，里面是一套手术器械，还有药品和纱布。“够用吗？”
钱壮飞走过去，检查。器械是标准的野战手术包，不算精良，但能用。药品有剂、消炎药、止血药。够用。
“够。”
“那好，”徐恩曾转过身，“人在里面。你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我要他开始说话。明白吗？”
“明白。”
旁边的人领着钱壮飞走进里屋。里屋更暗，只有一盏煤油灯，挂在墙上。地上铺着草席，一个人躺在上面，身上盖着破毯子。是照片上那个人，郑明。他闭着眼，脸色苍白，额头上都是汗。左腿的裤子被撕开了，露出伤口。伤口在膝盖上方，已经化脓，红肿发亮，散发着腐臭味。
钱壮飞蹲下身，检查伤口。还在里面，感染很严重。如果不处理，这条腿保不住，人可能也会死。
“水，热水，净布。”他说。
旁边的人端来一盆热水，拿来几块布。钱壮飞洗手，戴上手套，准备器械。他给郑明注射了剂，等药效发作。郑明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眼神很浑浊，但很平静。
“医生？”郑明问，声音很哑。
“嗯。”
“谢谢。”郑明说完，又闭上眼睛。
钱壮飞开始手术。清创，取出，刮除腐肉，冲洗，上药，包扎。动作很快，很准。血涌出来，他用纱布按住，等血止住，继续。煤油灯的光在墙上投出晃动的影子，他的影子很大，罩住了郑明。
手术做了四十分钟。做完最后一针，钱壮飞用纱布包扎好伤口，站起身，脱下手套，扔进污物桶。郑明还没醒，麻药劲没过。
“怎么样？”旁边的人问。
“取出来了，感染能控制。但需要继续用消炎药，最好能送医院。”
“不用你管，我们会处理。”那人说，“现在，等他醒。”
钱壮飞洗手，用布擦。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郑明旁边，等。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煤油灯灯芯燃烧的噼啪声，和郑明粗重的呼吸声。
过了大概十分钟，郑明醒了。他睁开眼，看了看自己的腿，又看了看钱壮飞。
“医生，谢了。”他说，声音还是很哑，但清晰了些。
“不用谢，职责。”钱壮飞说。
郑明笑了，笑容很苦：“职责。是啊，医生的职责是救人。可你救了我，是为了让他们更多的人。”
钱壮飞没说话。
“你知道吗，”郑明看着天花板，煤油灯的光在他眼睛里跳动，“我有个儿子，六岁。上次见他，是三个月前。他抱着我的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我说很快。现在，回不去了。”
他顿了顿，转过头，看着钱壮飞：“医生，你有孩子吗？”
钱壮飞的手指蜷了一下。他想起了儿子钱江的照片，那笑容，那么灿烂。“有。”
“多大了？”
“十八。”
“十八，好年纪。”郑明又笑了，眼里有泪光，“我儿子要是能活到十八，该多好。可惜，看不到了。”
钱壮飞沉默。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同情？都是假的。他坐在这里，是审讯的前奏。他救了这个人，是为了让这个人开口，说出其他同志的下落，然后那些人可能也会死，他们的孩子，也可能再也见不到父亲。
“医生，”郑明忽然抓住他的手腕，力气很大，“帮我个忙。”
“什么？”
“等我死了，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就说我什么都没说。让他们以为，我是个硬骨头。行吗？”
钱壮飞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哀求，有绝望，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坚定。他知道郑明在说什么。郑明打算说了，但说的会是假情报，是陷阱。而郑明自己，说完之后，会死。他需要钱壮飞帮他圆这个谎，让他的死有价值。
“为什么？”钱壮飞问，声音很低。
“因为，”郑明松开手，躺回去，闭上眼睛，“总得有人相信，这世上还有硬骨头。总得有人相信，不是所有人都会叛变。这样，活着的人，才能继续往前走。”
钱壮飞没说话。他站起身，走到门边，拉开门。徐恩曾站在门外，抽着烟。
“他醒了。”钱壮飞说。
“好。”徐恩曾掐灭烟，走进房间。另外两个人也跟进去。门在钱壮飞面前关上。
他站在门外，听着里面的声音。先是徐恩曾的问话，很平静。然后是郑明的回答，断断续续，声音很低，他听不清。然后是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沙沙的。
大概二十分钟后，门开了。徐恩曾走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他看了钱壮飞一眼，点点头：“任务完成，你可以回去了。”
“他说了什么？”钱壮飞问。
“该说的都说了。”徐恩曾从他身边走过，朝外走去，“车会送你回去。明天按时上班。”
钱壮飞跟着走出来。车还停在门口，那个年轻人在驾驶座上等着。钱壮飞上车，车开动。窗外，那栋孤零零的房子在夜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不见。
回城的路上，谁也没说话。钱壮飞看着窗外。田野，树林，偶尔掠过的村落，几点零星灯火。夜很黑，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很淡。
他想起郑明的眼睛，想起他说“总得有人相信，这世上还有硬骨头”。
硬骨头。赵大勇是硬骨头，用裤腰带勒死自己。郑明也是硬骨头，用假情报和死亡，给同志争取时间。
那他呢？他是什么？他潜伏在敌人心脏里，戴着面具，说着谎言，做着违心的事。他是硬骨头，还是软骨头？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还活着，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潜伏下去。直到有一天，也许他也需要做出选择：是当硬骨头，还是软骨头。
车停在宿舍楼下。钱壮飞下车，上楼，回到房间。老孙已经睡了，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轻手轻脚地躺下，闭上眼睛。
耳朵里，又响起嘀嘀嗒嗒的电报声。但这次，那声音里，夹杂着别的声音。是郑明的呼吸声，是赵大勇在巷子里的脚步声，是胡底唱戏的咿呀声，是李克农低声说话的声音，是儿子钱江的笑声。
所有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场没有尽头的交响乐，在他脑子里轰鸣。
他捂住耳朵，但声音还在。
他知道，这声音，会陪他很长时间。也许，会陪他一辈子。
窗外，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泛起一丝鱼肚白。
新的一天，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