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老吏带着王策沿黄浦江走了整整三天。这三天里，王策走过的河堤比他在苏州十九年走过的所有路加起来还要长。
第一天，他们看了黄浦江上游的拦闸。那是一座用青石和糯米灰浆砌成的水闸，三孔闸门，每扇闸门都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的铁链吊着，铁链上锈迹斑斑，但闸门的开合依然稳健有力。卢老吏站在闸台上，拍着闸门的青石立柱，像拍一个老朋友的肩膀。他说这座闸是他二十年前主持修建的，当时所有人都说他疯了——在汐河上修闸，水倒灌的时候水势能掀翻一条船，闸门怎么扛得住？他跟那些人拍了桌子，指着黄浦江说“你们只见过它发怒的样子，没见过它被人驯服之后能养活多少人”。闸修好之后，三年就收回了成本，沿岸二十万亩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眼里有一种王策从未在任何一个官员眼中见过的光——那不是成就感，不是炫耀，是一种父亲看着自己孩子长大成人的骄傲。
王策站在闸台上往下看。正是退时分，江水从闸门下奔腾而过，激起层层白浪，水声轰鸣如雷。闸门的另一侧，江水被抬高了一丈多，沿着人工开挖的引水渠流向远处的农田。田里还没有秧，但泥土是深黑色的，肥得能攥出油来。他想起柳巷口那些面黄肌瘦的乞丐，想起那个跪在雪地里守着母亲尸首的小女孩，想起赵用贤说的“策论要有落地感”。此刻他站在二十年前卢老吏力排众议修建的水闸上，脚下是驯服了汐的水利工程，远处是因水利而肥沃的万顷良田。这些才是策论真正的基——不是经义里的微言大义，不是史书里的治水典故，是实实在在的青石、铁链、糯米灰浆，是一个老河工用二十年青春换来的这座闸。
第二天，他们去了吴淞江下游的淤塞段。这里的河道已经被泥沙淤积了十多年，最窄的地方只有原来的一半宽，水流缓慢浑浊，两岸的农田被淤泥漫灌，庄稼长得又矮又黄。卢老吏蹲在河滩上，抓了一把淤泥放在手心里搓了搓，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叹了口气说这条河再不疏浚，不出五年就会变成死水。他告诉王策，松江府每年征收的河工银不下五千两，但真正用到疏浚河道上的，十成里不到三成。剩下的钱去了哪里？层层克扣，级级漂没，从知府衙门到河工所，从书吏到差役，每个人都伸了一把手。最后真正下河挖泥的民工，一天只挣八文钱，连饭都吃不饱。
王策蹲在卢老吏身边，也抓了一把淤泥。淤泥又臭又黏，像一坨腐烂的稠粥，从指缝间缓缓渗出黑色的汁水。他忽然想起父亲被周家辞退那天——周家给了二百文钱，说是看在往情分上的一点心意。他爹用那二百文钱教他明白了什么叫“施舍”。而这条河，这条淤塞了十多年的吴淞江，和两岸被毁了收成的农民，也在等一个“心意”。不是二百文的施舍，是五千两河工银真正花在河道上的那个“心意”。
第三天傍晚，卢老吏把王策带到自己家——一座紧挨着河堤的小院，院子里没有花草，只在墙下种了两棵柿子树。树下搁着几块从河滩上捡来的石头，被雨水冲刷得光滑圆润，纹理清晰如画。堂屋里摆着一张旧木桌，桌上铺着一张发黄的松江府水系图，图上用朱笔标注了每一条河道的水文数据和历次洪涝记录，密密麻麻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卢老吏从灶房里端出两碗粗茶，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叠厚厚的治水手稿，摞在王策面前。那叠手稿足有半尺厚，纸边已经泛黄发脆，封面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黄浦治水录”。
“这些是我这辈子修过的闸、挖过的渠、堵过的决口，”卢老吏坐在王策对面，手指在手稿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成功的我写了经验，失败的我也写了教训。不是写给上司看的——他们不看——是写给我自己看的。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官小，是后继无人。我儿子不学水利，跑去做了买卖。我教过的几个徒弟，要么嫌治水辛苦半途而废，要么学成了手艺却被银子腐蚀了良心。这些手稿一直压在这口破柜子里，没人翻过。”
他看着王策，目光里有期待，也有试探。
“你是第一个专程来找我学治水的读书人。不是朝廷派来的，不是你老师你来的，是你自己要求的。你走了三百里路，就为了看一座闸、一条河。这些手稿我借给你。不是送——是借。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将来你要是做了官，做了能管水的官，回到苏州把吴淞江治好。不是写一篇漂亮的奏疏就完了，是真金白银地往河道里投银子，亲自下河滩看淤泥，盯着河工把每一方土都挖到位。你答应我这件事，我这辈子的经验就是你的。”
王策站起来，整了整衣冠，对着卢老吏深深鞠了一躬。
“卢伯，您说的这些，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在心里。等乡试完了，我要写一篇关于苏州水利的策论，把我这几天在松江看到的、您教给我的，全部写进去。不是纸上谈兵，是您二十年前修的那座闸教会我的——治水不是坐在衙门里批公文，是站在闸台上，看着水一寸一寸地退下去。”
卢老吏没有说客气话，只是端起茶碗喝了一大口粗茶，然后咧嘴笑了。他的牙已经掉了好几颗，笑起来有些漏风，但那双被河风吹得布满血丝的眼睛是亮的。他把那叠手稿用一块旧布包好塞进王策的包袱里，又从厨房里拿出几个煮鸡蛋和两张烙饼给他路上吃。
王策启程回苏州那天，卢老吏拄着拐杖站在河边送他。他佝偻的身子在清晨的江风中纹丝不动，像一座年久失修但仍然坚实的老闸。王策走出去很远，回头还能看见那个矮小结实的身影站在河堤上，身后是那座他修了二十年的拦闸，江水从闸门下奔腾而过，溅起的浪花在初升的朝阳下闪着金光。
王策回到苏州的时候，已经是正月二十。他瘦了一圈，脸被河风吹得黑了一个色号，嘴唇裂了好几道口子，但眼睛是亮的。包袱里多了一叠厚厚的手稿和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那是他每天晚上在大车店油灯下记的，从拦闸的结构到淤塞河段的泥沙数据，从卢老吏的治水口诀到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他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府学。赵用贤正在书房里批改学生的策论作业，看见王策推门进来，放下笔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目光落在王策放在桌上的那本笔记上。他翻开笔记看了几页，没有说话。然后又看了一页，还是没有说话。一直看到第五页，他才合上笔记，摘下老花镜，用一种王策从未听过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你去了十七天。这十七天学到的东西，比你在府学两年学的都多。”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竹林里的竹子正在抽新叶，嫩绿的竹叶在寒风中轻轻颤动。他背对着王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忽然换了一个话题。
“你回来后，功课要加倍。府试和乡试不一样——府试考的是经义和文字功夫，乡试考的是见识和格局。你在松江看到了别人没看过的东西，这是你的优势。但光有见识不够，你还要把见识变成文字，把文字变成策论，把策论变成让考官无话可说的卷子。从今天起，你的策论全部围绕江南水利来写——不问别的题目，只问水利。你要把你从卢正清那里学到的所有东西，都磨成针尖大的文字，针针见血。”
王策点了点头。他没有说“我会努力”，也没有说“谢谢夫子”，只是拿起赵用贤桌上的朱笔，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行字——“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自松江归。从卢公正清游学十七。今起笔耕水利，以此为始。”字迹端端正正，一笔一画都力透纸背。
赵用贤看着那行字，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他教了大半辈子书，见过太多聪明的学生——聪明的学生往往有一个通病：学得快，忘得也快。但王策不是。他去了松江十七天，回来后写的笔记证明他不只是去“看看”，是真的把卢老吏一辈子的经验都消化了一遍。而那种消化不是囫囵吞枣，是细嚼慢咽，把每个细节都融成了自己的骨血。
那天傍晚王策终于回到柳巷的时候，巷子里已经点起了灯。他推开自家那扇歪歪斜斜的木门，王守拙正坐在堂屋里抄书，听见门响抬起头来。他手里还握着笔，笔尖停在纸上，墨迹在他停顿的地方微微洇开了一点。他看着儿子黑了一圈的脸和裂的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灶房，端出一碗还温着的排骨粥放在桌上。
“秀娘炖的。说你今天回来。她每天傍晚都炖一碗，从你走那天就没断过。前几天你没回来，排骨粥就送到我这儿来。我说我吃不了这么多，她说吃不了就倒掉——反正你回来那天，灶上得有一碗热粥。”
王策低头看着那碗排骨粥。粥面上撒了一层细细的葱花，排骨炖得酥烂，骨髓都化进了米汤里。他端起碗喝了一口，很烫，烫得舌尖发麻，但他一口接一口地往下咽，没有停。他想起在松江的最后一天傍晚，他和卢老吏坐在河堤上，江风很大，把他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卢老吏指着远处那条被落照成金色的大江，用一种平淡得像拉家常的语调告诉他，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黄浦江沿岸还有一段河道没钱修，每逢台风季两岸的庄稼都要被淹。他算了算这笔工程大约需要八千两银子——八千两，在朝堂上不够严嵩修半座花园，在地方上不够知府老爷送一趟京城的冰敬。但它能保住三万亩良田不被淹，能让六千多口人吃饱饭。
王策把最后一口粥喝完，放下碗，对父亲说：“爹，我见到卢老伯了。他教了我很多。不只是治水——他教会了我一件事：读书人不能一辈子坐在书斋里。”
王守拙没有说话。他只是把儿子面前的空碗拿起来，走进灶房，又盛了满满一碗。这回粥面上多了一个荷包蛋，是他现煎的，蛋边煎得焦焦脆脆的，是王策小时候最爱吃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