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城回来的第三天，陈元决定去一趟市里。
这个念头是半夜冒出来的。那晚他躺在凉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把红旗饭店的账又算了一遍——刘厨子胃口再大也只是一个饭店，一个饭店一天能卖几盘泥鳅？十盘？二十盘？就算每盘都用，一天也用不了十斤。两百斤泥鳅光靠红旗饭店一家，得卖到什么时候？泥鳅离了塘在桶里最多活两三天，卖不掉就得死，死了就不值钱。
他得找更大的买家。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了。灶房里黑黢黢的，他摸索着点上煤油灯，从水缸里舀了瓢凉水洗了把脸。凉水激在脸上，残留的困意全激没了。他从灶台上拿了两个昨晚剩的杂面窝头，用笼布包好塞进布袋里，又检查了一遍钱——八十块，有零有整，用父亲给的那个旧手帕包着贴身放好。八十块在1985年的农村不是小数目，是他爹从牙缝里抠出来的积蓄，加上上回卖鸡蛋攒的，全在这里了。他把手帕包按了按，确认它在贴身口袋里稳稳当当的，才推门出去。
晨雾很浓，村路在雾里若隐若现。路边的草叶上挂满了露珠，走不了几步裤腿就打湿了。远处的鸡叫声穿过浓雾传过来，闷闷的，像是隔了一层棉被。陈元走到村口大槐树下的时候，雾开始散了，东边的天露出一线鱼肚白。他在槐树下站了一会儿，往镇上的方向走，走了没几步又停下来，转身往塘边拐了一趟。
塘面在晨雾里静静的，水色有些发暗，但那是天色没亮透的缘故。他蹲下来用手电筒照了照浅水处，几条泥鳅正趴在泥上，鳃盖缓缓地一开一合。没有死苗。他关了手电筒，又检查了一遍进水口的铁丝网——网子稳稳当当的，水泥砌的进水口纹丝不动。他这才放心往镇上走。
镇上汽车站只有最早一班去县城的车，没有直达市里的。陈元在车站问了一圈，一个大爷告诉他得先坐到县城再转车去市里，县城长途站每天上午有一班去市里的车，九点发车。陈元道了谢，上了去县城的头班车。
班车还是那辆绿皮大客车，早班车上的人比平时多，连过道里都站了几个。陈元挤在后排靠窗的位子上，旁边坐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小孩哭了一路，妇女一边哄一边朝周围的人赔笑。陈元把窗户推开一条缝，风灌进来，带着柴油味和路边稻田的清香。
到县城长途站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陈元在车站门口买了两个烧饼，一边啃一边排队买去市里的票。售票窗口前排了七八个人，他前面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拎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正在跟售票员理论为什么去市里的票又涨了五分钱。售票员是个圆脸姑娘，不急不恼，指着窗口上贴的通知说这是上个月调的价，不信您看文件。中年男人嘟嘟囔囔地掏了钱走了。
轮到陈元的时候，售票员看了看他说：“去市里一块六。九点发车，三号检票口。”
“到了得多久？”
“三个钟头吧，不堵车的话。遇上修路就不好说了。”
陈元掏钱买票，把票小心翼翼地揣进口袋里。一块六，够买一斤多猪肉了。但他没心疼——这次去市里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不是消费。
车是九点一刻才发的，比票上写的晚了十五分钟。这趟车比县内班车新一些，座椅上的皮还没磨破，车窗也能关严实。陈元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布袋放在膝盖上。车上人大半是部模样，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打瞌睡。坐在他旁边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一件灰蓝色的的确良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捧着一本《红旗》杂志在看。她上车后就一直没说话，只是偶尔翻一页杂志，纸张在安静的车厢里发出清脆的声响。
车出县城以后景色变了。稻田少了，山多了。公路在山间蜿蜒，一边是陡峭的崖壁，一边是深深的河谷。司机开得快，每到弯道就按喇叭，尖锐的喇叭声在山谷里回荡。陈元靠着车窗往外看，山上的树已经开始落叶了，黄黄红红的一片，在秋天阳光下很好看。他想起前世去过市里很多次，但那是九十年代以后的事了，坐着公司的桑塔纳走新修的柏油路，一个多小时就到。现在这条路还是砂石路，车子一过扬起漫天灰尘，路边骑自行车的人得停下来捂着嘴等灰散了才继续走。
十一点多，车进了市区。陈元的第一印象是大——不是县城那种几条街就能走完的大，是密密麻麻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公交车、到处都是人的那种大。长途站门口有个大花坛，花坛中间立着一座工农兵雕塑，雕塑后面是一栋六层高的百货大楼，楼顶上竖着大红的标语牌。街上的人穿得比县城里的人鲜亮，的确良衬衫、喇叭裤、皮凉鞋，还有些年轻人戴着蛤蟆镜，拎着双卡录音机在马路边上放歌，邓丽君的歌声从录音机里飘出来，软绵绵的。
陈元没有心思看热闹。他在车站门口跟一个卖茶水的老大爷打听了农贸批发市场的地址，老大爷往东指了指，说顺着解放路一直走，过三个红绿灯往右拐就到了。他按老大爷指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记路。解放路是市区的主道，两边全是三四层高的楼房，一楼是各种店铺，有卖五金的、卖布匹的、卖自行车的，还有一家新华书店门面比县城那个大了三四倍。路上的自行车多得吓人，红灯一亮，路口密密麻麻全是自行车，绿灯一亮，哗地一下涌出去，像开闸放水。
走了差不多半个钟头，他找到了那个农贸批发市场。
市场比他想象的大得多。不是县城那种露天大院子，是一片室内大厅，屋顶是钢架结构，上面盖着石棉瓦，阳光从瓦缝里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投下一道一道的光柱。大厅里一排一排的水泥台子，少说也有上百个摊位。卖什么的都有——活鱼、活虾、活鳝、活王八，还有各种货海鲜，海带、虾皮、紫菜、鱿鱼，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腥味和水产的鲜味。地上永远是湿漉漉的，人走在上面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工人们推着板车在摊位之间穿梭，板车上堆满了泡沫箱和编织袋，吆喝着“借过借过”。
陈元在市场里转了半圈，在一个靠边的位置上找到了一个空摊位。摊位的水泥台子上蒙着一层灰，地上散落着几片鱼鳞，显然很久没人用了。他蹲下来看了看台面的状况，量了量尺寸，又在周围观察了一会儿人流量。靠边的位置不算最好，但租金应该便宜，而且旁边就是后门，进货出货方便。
他找到市场管理办公室。办公室在二楼，是一个用玻璃隔出来的小房间，里面烟雾缭绕。一个五十来岁的胖子坐在办公桌后面抽烟，桌上一只搪瓷茶缸，缸子里的茶垢厚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墙上贴着一张市场摊位分布图，用红蓝铅笔标注了每个摊位的面积和租金。
“同志，楼下最东头那个空摊位，对外租不？”陈元站在门口问。
胖子从烟雾后面抬起眼皮扫了他一眼，看他是个毛头小伙子，态度不怎么热络，但也没有赶人。他翻了翻桌上的登记本，翻了好几页才找到那个摊位的记录，说那个摊位空了两个多月了，之前租的人卖田螺的，生意不好不了。月租十五块，水电另算，押一付三。他说话的时候烟就叼在嘴角上，烟灰老长了也不弹，随着他说话的节奏一抖一抖的。
十五块。陈元在心里快速算了一下。一个月十五块看着不多，但加上水电、运费、人工，一年下来也不是小数目。而且他现在还没出塘，租个空摊位放在那里就是白交租金。但如果等出塘了再来找摊位，好的位置早被人占了。市场里最好的那几个摊位，守着正门口人流最密的地方，人家一租就是好几年，本不腾地方。
“同志，这个摊位能不能先交定金，下个月再来签合同？”
胖子把烟从嘴角拿下来，在烟灰缸里弹了弹，看了他一眼。那目光跟刘厨子第一次看他时有点像——不是不信任，是意外。大概很少见到年轻人这么沉得住气。他把登记本往前翻了翻，说：“定金十块，保留一个月。一个月不来，定金不退。”
陈元从贴身口袋里摸出十块钱放在桌上。胖子收了钱，开了一张收据，盖了市场的公章，撕下来递给他。收据上的字歪歪扭扭的，但公章是红彤彤的，印着“市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处”的字样。
从市场出来，陈元没有马上走。他在市场附近又转了一圈，把周边的交通、停车、卸货区域都摸了一遍。市场后门通着一条小巷子，巷子够宽，能过三轮车和小货车。巷子口有一家卖塑料桶和泡沫箱的杂货店，老板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正坐在门口晒太阳。陈元跟她聊了几句，问清了泡沫箱的价钱。一个中号泡沫箱两毛五，大号的四毛，带盖子的加五分。他买了一个中号的当样品，准备回去试试能不能用来运泥鳅——泡沫箱保温保湿，比铁皮桶强，泥鳅在里面能多活半天。
从杂货店出来，他又在市场周围观察了一会儿。来进货的人大多数是骑三轮车来的，也有开小货车的，都是各个菜市场和饭店的采购。陈元在市场门口站了半个多钟头，数了数进来拉水产的车——半个钟头里进去了八辆三轮车、两辆小货车。这个流量比县城农贸市场大多了，不是一个量级的。
中午他在市场门口的面摊上吃了碗阳春面。面摊是露天的，支了两张矮桌和几个小板凳，面是手擀的，汤是骨头熬的，上面飘着几粒葱花和一层油花。吃完面他坐在摊子旁边的台阶上喝面汤，看着市场门口人来人往。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秋风吹过来带着水产市场特有的腥味，不觉得难闻，倒觉得踏实。
吃完面他去了一趟冷库。来之前他特意跟老周头打听过市里的水产冷库在哪里，老周头说在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专门做水产批发和冷链周转的。冷库比市场远一些，在火车站背后的一条巷子里，是一栋旧厂房改造的。门口挂着牌子：“市水产公司冷库”。院子里停着两辆冷藏车，车厢上画着鱼和虾的图案。陈元在门口张望了一会儿，一个穿蓝大褂的中年人走出来问找谁。
陈元说自己是养泥鳅的，想来打听一下冷库的寄存费用。蓝大褂上下打量了他一遍，大约觉得一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打听冷库有点稀奇，但还是把他领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很冷，墙上挂着一个温度计，指针指着零下五度。蓝大褂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价格表递给他。寄存费按天算，每百斤每天两毛，量大从优。另外有装卸费，每百斤一毛。最低寄存量五百斤起。
陈元把价格记在笔记本上，又问了几句关于保鲜时效的问题。蓝大褂说泥鳅这东西他们存过，泡沫箱加冰袋，冬天能保活三到五天，夏天最多两天。温度控制在四到六度最好，泥鳅会进入半冬眠状态，不消耗体力，存活率高。
从冷库出来，陈元站在院子里把蓝大褂的话又回想了一遍。冷库的存在解决了他最大的一个难题——泥鳅出塘以后不用急着一天之内全部卖掉，可以存进冷库慢慢出货。这意味着他能把销售周期拉长到一周甚至更长，不用被收购商压价，也不用担心卖不掉烂在手里。
时间还早，他又跑了一趟市里的几家饭店。没有去那些大饭店——大饭店门槛高，没有关系本见不到采购经理。他去的都是中小型的私营饭店，这种饭店老板多半亲自管采购，好说话。第一家是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川菜馆，老板是个四川人，听说他有泥鳅，来了兴趣，说四川人吃泥鳅吃得多，水煮泥鳅、煸泥鳅都是招牌菜。他要的量不大，一个月几十斤，但价格给得痛快——两块五一斤，比红旗饭店低三毛，但不用挑规格，大的小的他都要。陈元把这家店的名字和地址记下来，在旁边标注了一个“B级客户，量大价低，兜底用”。
第二家在解放路上，是个本帮菜馆，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上海人，说话斯文，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他看了陈元带来的样品——陈元出门前特意从塘里捞了四条放在随身带的小水桶里——点了点头说品质不错，但他需要稳定供货，每个月至少要有五十斤。陈元说没问题，他留了地址，约好出塘以后先送一批试卖。
第三家没谈成。老板是个本地老头，说自己店里做的是传统菜，不用泥鳅这种“不上台面的东西”。陈元没多说，道了谢就走了。这种情况他早有心理准备——不是所有人都认泥鳅，有些人觉得泥鳅是田里捞的、上不了席面。他不觉得受挫，反而觉得这是好事——正因为有人不识货，才有他的利润空间。等所有人都知道泥鳅值钱了，这生意反而不好做了。
从第三家饭店出来，天已经偏西了。陈元加快了脚步往长途站赶，赶上了最后一班回县城的车。上车的时候售票员已经在收踏板了，他一步跨上去，气喘吁吁地找了个座位坐下。车厢里人不多，稀稀拉拉坐了几个晚归的乘客。有人靠在座椅上打瞌睡，有人望着窗外发呆。太阳从车后窗照进来，在车厢里投下长长的金色光柱。
陈元靠着车窗，把今天跑的几个地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市场摊位定了，下个月来签合同。冷库联系上了，出塘以后可以先存进去。三家饭店谈成了两家，一家能兜底，一家能走量。再加上红旗饭店的核心客户，四条销路全打通了。泥鳅还没出塘，销路已经等在那里了。这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底气。
班车在暮色里往南开。天边的晚霞从橘红变成深紫，远处的山峦在暮色里变成了一片深蓝色的剪影。车厢里越来越暗，售票员打开了车顶灯，昏黄的灯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车到县城已经快八点了。陈元在县城汽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赶上了最后一班回乡里的班车。这次车上只剩他一个人，司机开着收音机，里面播着天气预报，明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到三级。
班车在镇上大槐树下停下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陈元下了车，月光很好，把整条乡道照得银白银白的。远处的田里蛙声一片，萤火虫在稻田上空飞来飞去。他沿着田埂往陈家庄走，七八里夜路走得飞快。
推开院门的时候，堂屋里还亮着灯。一家人围在桌前等他吃饭，桌上的菜用碗扣着保温。陈母看见他进来，站起来就去灶台边热菜。陈平一边打哈欠一边把碗筷重新摆好。陈安趴在桌上已经睡着了，嘴角流着哈喇子，听见门响猛地抬起头，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三哥”。陈建国和父亲坐在桌边没有多问，但目光一直跟着他在移动。
陈元在桌前坐下，端起碗，把今天跑的几个地方简单说了一遍。说到冷库、说到市里的批发市场、说到三家饭店谈成了两家，陈母停下了热菜的手，回头看他。陈父放下烟袋锅子，筷子顿在碗边。
“老三，你这一趟花了不少钱吧？”陈母问。她问的不是生意，是心疼钱。
“花了十几块。值。”陈元说。他没有说具体的数字，怕母亲心疼。但他知道这十几块钱是他这辈子最划算的一笔之一。不是因为它带来了多少收益，而是因为它证明了——他不需要靠任何人，自己能打开销路。
吃完饭，陈元没有马上去睡。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借着月光翻开笔记本。煤油灯的灯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院子里的泥地上。他把今天的记录从头到尾整理了一遍，每一项都写在纸上，字迹工工整整。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抬头看着月亮。月光底下，枣树的影子铺了一地。蟋蟀在墙下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远处塘边的芦苇在夜风里沙沙作响。
他想起今天在市场门口吃的那碗阳春面。面条筋道，汤头鲜，葱花撒得足。市里就是不一样，连一碗阳春面都比镇上好吃。等泥鳅卖出去了，他要带全家人去市里一人吃一碗。
他把小板凳搬回屋里，吹灭煤油灯。黑暗里，他躺在床上，窗外蛙声一片。还有十来天，这塘泥鳅就要变成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