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的热度，在汉东大学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祁同伟走在校园里，开始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不是那种恶意的指点，而是一种混合着好奇和钦佩的注视。食堂打饭的阿姨，破天荒地多给他舀了半勺菜，嘴上念叨着“大学生有出息”。图书馆的管理员，一个中年妇女，主动告诉他有几本新到的法律期刊在哪个书架上。就连男生宿舍楼下的看门大爷，也冲他竖了个大拇指：“小伙子，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讲得好！”
这就是名声。它是一把无形的钥匙，悄无声息地打开了原本对他紧闭的门。前世的祁同伟，在基层窝了三年，回到省城之后，又花了三年才勉强在政法系统混了个脸熟。可这一次，一场辩论赛，就让整个汉东大学认识了他。这就是平台的力量。岩台山那个地方，你再有本事，也只能对着大山喊两嗓子，没人听得见。可在省城，在大学的舞台上，你的声音能被一千五百个人同时听到，能被电视台的摄像机记录下来，能被报纸印成铅字流传出去。
他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一个道理：穷人缺的不是才华，是舞台。而舞台这个东西，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得自己去抢。
但名声也带来了麻烦。首先是系里的几个老师，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他在辩论赛上那番话，虽然赢得了满堂彩，但也等于在公开场合给梁璐上了一课。梁璐在汉东大学政法系已经教了六年书，资历不算最深，可她父亲是省里的领导，系里的大小老师都对她客客气气。祁同伟一个学生，在几百号人面前把她问得哑口无言，这让她的面子往哪儿搁？
梁璐本人倒没直接找他麻烦。自从那堂课之后，她上课时再也不点他的名了。以前她隔三差五就爱叫他回答问题，现在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像是讲台上压没这个人。这种冷暴力，比当众发难更让人难受。换了上辈子那个年轻气盛的祁同伟，可能会觉得憋屈，甚至会主动找她解释。但现在的他不会了。他太了解梁璐这种人——你越是讨好她，她越是瞧不起你。你越是无视她，她越是想办法整你。所以最好的策略，就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的任课老师，不卑不亢，不近不远，做好自己的本分，让她挑不出毛病。
更大的麻烦，来自侯亮平。
辩论赛之后，侯亮平对他的态度明显变了。以前只是冷淡和审视，现在多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是嫉妒，也不完全是敌意，更像是一种被迫接受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实的憋屈感。侯亮平这个人，骨子里是高傲的。他成绩好，家境不错，从小到大都是老师眼里的好苗子、同学眼里的榜样。他可以容忍一个比他差的人超过他——因为那只是一时的。但他无法容忍一个他原本看不上的人，突然跑到他前面去。
祁同伟恰恰属于后者。
在侯亮平眼里，祁同伟就是一个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的穷小子，成绩好归好，但为人处世总是透着一股让人不舒服的劲儿。说不清是太冷还是太傲，总之不是他欣赏的那种人。可就是这个穷小子，先是在课堂上抢了风头，又在辩论赛上出尽了风头，连系里的女生们都在议论他。陈阳更是整天抱着他写的笔记本，像捧着什么宝贝似的。
周二下午，系里组织了一场模拟法庭的练习赛。政法系的学生分成两拨，一拨模拟检察官，一拨模拟辩护律师，在一个大教室里布置了简易的审判台，敲锤子的“审判长”是一个大四的学长。案子是一个虚构的刑事案，案情不复杂，但涉及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争议点。
侯亮平被分到了检察官组，祁同伟被分到了辩护律师组。两个人注定要在庭上交锋。
模拟法庭开始后，庭审流程进行得还算顺利。质证环节，侯亮平拿出一份警方笔录，声称被告人在案发当晚没有不在场证明。祁同伟站起来，不紧不慢地开口：“对方检察官提供的这份笔录，询问时间是在凌晨两点，被询问人是一个六十七岁的老太太，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询问证人的相关规定，夜间询问本身已经涉嫌程序违规。且询问笔录上只有老人的指印，没有家属或者村委会人员在场证明。这份证据的可采性，我表示质疑。”
侯亮平脸色一变，没料到他会从程序上攻击。他立刻反驳：“案情紧急，不及时询问可能导致关键记忆丧失。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以进行夜间询问，这是法律允许的。”
“允许的前提是‘紧急情况’，”祁同伟翻开面前的笔记本，语气依然平稳，“而本案的案发时间是下午三点，侦查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在白天完成询问。对方检察官认为‘案情紧急’需要举证，不是口说无凭。法条上写的是‘必须’，而不是‘可以’。程序正义不是贴在墙上的口号，是落实到每一个细节里的规矩。”
他把“规矩”两个字咬得格外清晰，像一枚钉子钉进了木板。侯亮平哑口无言，台下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有人小声说：“祁同伟又赢了。”
模拟法庭结束后，侯亮平摔了笔记本就往外走。陈海追出去叫他，他也没理，径直回了宿舍。祁同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不紧不慢地走出去。陈海在走廊里拦住他，压低声音说：“你刚才不能给他留点面子吗？都是自己人，何必呢。”
“模拟法庭不是联谊会。”祁同伟说，“今天在这里留面子，明天上了真正的法庭，对方会给你留面子吗？”
陈海被噎住了。他知道祁同伟说得对，但他也觉得，同伟最近变得有些不一样了。说不上哪里不一样，就是感觉他的眼睛里多了一层什么东西，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冰在看人。以前的他虽然也清冷，但那是贫穷造成的自卑和敏感。现在，他的冷里带着一种笃定——一种凡事都在掌控之中的笃定。
这种笃定，让人既佩服，又隐隐有些不安。
同一时间，在省城另一端的一座四合院里，高育良正在书房里练字。
高育良的书法在汉东政界小有名气。他专攻颜体，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筋骨分明，透着一股子“正”气。此刻他写的是一幅“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已经写到了“德”字的最后一笔。墨迹未，他放下毛笔，端详了片刻，满意地点了点头。
书房的布置很讲究。一面墙是满墙的书架，上面摆满了法律、历史、政治类的书籍，大部分是精装本，看得出主人对书的爱惜。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是省里一个美协主席的手笔，画的是黄山云海，气势磅礴。红木书桌上放着一盏青瓷台灯，旁边是一套紫砂茶具，壶身上刻着四个字：“大音希声”。
这是一个深谙中国传统审美的书房，也是一个处处都在展示主人格调与权力的空间。高育良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最年轻的副教授，今年才三十六岁，已经在法学界小有名气。他写的几篇关于法治建设的文章，被省里的领导批示过，有的甚至登上了中央的政法内部刊物。在所有人看来，这个人的前途不可限量。
但高育良自己不这么看。他不是那种容易满足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理论功底深厚，文笔好，形象端正，在圈子里人缘不错。他也知道自己的短板——没有基层经验，没有实打实的政绩，在真正的权力圈子里，他还只是一个“教书的”。
他不甘心只做一个教书的。他已经开始接触省政法委的一些人，偶尔也会参加一些政策研讨会，发表一些观点。他要把自己的名字，从学术圈，慢慢渗透到政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耐心，也需要帮手。
他需要一个好学生。一个天资聪颖、出身清白、可塑性强的年轻人，能继承他的衣钵，也能成为他将来在官场上的一枚重要棋子。这个人选，他物色了很久。一度他看中了侯亮平。侯亮平聪明、正直、有冲劲，是块好料子，但缺点是太正、太直，眼里揉不得沙子。这种性格，在象牙塔里是好学生，在官场上却很难走远。
祁同伟的名字，是最近才真正进入他视线的。准确地说，是在辩论赛之后。
那天他坐在台下，从头到尾听完了祁同伟的发言。那个穷学生的用词、节奏、气度，都不像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尤其是那个“刚需”的比喻——把复杂的法治理论，用最通俗的语言讲出来，还能让听众鼓掌叫好——这不是读书能读出来的本事。这是一种天生的政治敏锐和演讲才华。
更让高育良感兴趣的是，辩论赛结束后，他远远地朝祁同伟点了点头，那个学生也朝他点了点头，然后就走了。没有上前攀谈，没有毕恭毕敬地喊“高老师”，只是礼貌地回了一个点头，然后转身就走。
高育良阅人无数，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学生，不巴结人。这不是傲慢，而是一种自信——他不需要靠巴结谁，来获取什么。这种品质，在年轻人身上极其罕见。
他决定了，要见见这个祁同伟。
周五下午，系里组织了本科生与导师的见面交流会。政法系的几个副教授和讲师都到场了，各自带着几个学生，在系会议室里围坐成一圈。桌上摆着几盘花生瓜子，还有一壶茉莉花茶。学生们各自找自己感兴趣的导师交流，气氛还算轻松。
这场见面会上，梁璐没来。她托病告假，说自己嗓子不舒服。但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因为上次课上的事还在别扭。系主任也没勉强，只是叹了口气。梁老师的心眼，大家都清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祁同伟坐在角落里，手里剥着花生，跟几个同年级的学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不急着往高育良跟前凑。他知道，高育良会来找他。
果然，交流环节过半，高育良端着一杯茶，从人群中穿过来，在他身边坐下。
“祁同学，上次辩论赛的表现，很精彩。”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随和，像是在夸一个晚辈的作业写得好。但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审视——像是古董商在鉴定一件瓷器，小心翼翼地掂量着它的成色。
“谢谢高老师。”祁同伟微微欠了欠身，态度恭敬但不谄媚。他凝视着对方微弯的眼角，却总觉得那张天生的笑脸之下，别有深意。上辈子跟这个人相处了那么久，他很清楚这个开场意味着什么。高育良不轻易夸人。一旦夸了，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进入了他的视线。
“你在辩论时提到‘法治不是奢侈品，是刚需’，这个提法很有意思。是自己想的？”高育良抿了一口茶，若无其事地问。
“平时读书的一些体会，加上一点自己的经历。”祁同伟说，“不值一提。”
“谦虚了。”高育良放下茶杯，“能把高深的理论讲通俗，这是大本事。很多做学问的人，一辈子都做不到。你本科还没毕业，就有这个意识，很难得。”他顿了顿，看似随意地加了一句，“对了，我听说你是岩台山考出来的？”
“是。”
“岩台山不容易。”高育良感慨了一声，“我在汉东政法系统工作了这些年，也了解一些基层的情况。偏远地区的法治现状，确实让人忧心，也值得关注和调研。”
“高老师也有这方面的关注？”祁同伟问。
“当然。法治建设的补短板，一直是省里关注的重点。我手头正好有一个关于基层法治建设的选题，一直在找一个能下功夫的学生。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课题组来聊聊。”高育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在祁同伟手里写下一个地址，“这个周六下午，我有时间。”
写完，他把钢笔收回去，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然后起身走了，去跟别的学生交流。
祁同伟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地址。城西的一处老机关大院，汉大的好几户资深教工都住那一带。他把手掌合上，将地址攥在了手心。
他知道，这是高育良抛出的橄榄枝。前世他也接过这橄榄枝，那时候他感激得差点当场下跪，觉得高老师就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命里的大贵人。可后来他才明白，高育良收他，不是因为心善，是因为他够聪明、够好用、够听话。高育良需要一个学生来帮他办事、帮他传话、帮他维系人脉。而祁同伟，正好符合所有的条件。
现在想想，那不过是另一种利用。当然，这世上任何两个人的关系，本质上都包含利用的成分。但区别在于——上辈子，他是被利用以后才明白。这辈子，他心里从一开始就一清二楚。
既然如此，他决定接受这个利用。他要走进高育良的门下，学习他所有的本事，借用他所有的资源，让他以为自己又多了一枚听话的好棋子。然后，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会让高育良发现——执棋的人，从来不是他。
周六下午，祁同伟骑着借来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过了大半个省城。十月底的北方，已经有些寒意了，路边的梧桐落了一地叶子，被风吹得在地上打着旋。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外套——陈海借给他的——袖口有些短，露出里面海魂衫的条纹。
城西的机关大院门口有传达室，一个戴眼镜的老头问他找谁。他说找法学院的高老师。老头翻了翻登记本，挥了挥手让他进去。
院子很大，里面种满了老槐树，树粗得要两个人才抱得住。地上铺着青砖，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了，积着枯黄的槐树叶。几栋苏式的红砖楼错落其间，外墙爬满了枯藤。这种院子在省城已经不多见了，住在这里的人，大半不是普通的教职员工，而是省委党校的老教授、退下来的老领导，或者像高育良这样既有学术地位又有政治前途的人。
高育良的家在三楼。楼梯间的灯泡坏了，光线昏暗，墙壁上贴着已经被撕破的居委会通知。祁同伟借着手机的光摸到了三层，站在唯一一户门口铺着地毯的房门前。敲门之前，他深吸了一口气。前世的他，第一次敲开这扇门的时候，心里全是感激和惶恐。这一次，他心里平静得很。
他敲了三下，不轻不重。开门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围着围裙，应该是高家的保姆。她把他让进客厅，说高老师在书房等他。
客厅很大，布置得简洁雅致。水磨石地板上铺着一块旧地毯，沙发是棕色的皮革质地，茶几上摆着一套紫砂茶具。墙上挂着一幅字——“厚德载物”，是高育良自己的手笔。角落里有一架老式的留声机，旁边的唱片架上着一排黑胶唱片，多是京剧和交响乐。整个空间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劲儿，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来客：这里的主人，不是庸常之辈。
高育良的书房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淡淡的墨香和茶香。祁同伟敲了敲门框，里面的声音说：“进来。”
高育良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书，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他今天没穿正装，换了一件灰色的羊绒开衫，里面是白色衬衫，领口解开了第一颗扣子。这一身打扮，让他看起来比在课堂上更放松，也更像一个纯粹的学者。但祁同伟知道，这只是他的一层壳。
“坐。”高育良合上书，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椅子。那把椅子是实木的，椅背上雕着祥云花纹，坐上去硬邦邦的。祁同伟坐下，脊背挺直，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保持着一个学生应有的谦逊姿态。但他不紧张，也不局促。
高育良审视了他几秒，笑了笑：“喝茶吗？”
“谢谢高老师。”
高育良亲手给他倒了一杯茶。紫砂壶嘴流出暗红色的茶汤，香气醇厚。祁同伟端起来抿了一口，是普洱，年份不短，入口滑润，回甘悠长。上辈子他当上厅长之后，也喝过不少好茶。他认得出这种味道，但他什么都没说。一个穷学生，不应该懂得品茶。
“我看过你的成绩单，”高育良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放在腹前，“全系第一。而且不是那种死读书的第一——你的课堂发言、辩论赛的表现，都很有独立见解。”
“高老师过奖了。”
“我不是在夸你，我是在陈述一个事实。”高育良微笑着。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力，眼角微微弯下来，让人不自觉地想亲近。这是他最厉害的武器之一——亲和力。“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在课堂上说的那句‘站在石头面前骂娘不如弯下腰去搬’，以及辩论赛上的‘刚需论’，不太像是本科阶段能想到的东西。是你的亲身经历？”
祁同伟沉默了几秒。他知道，高育良在试探他。他需要给出一个能打动人的答案，同时这个答案不能太刻意，不能太像在演戏。于是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叙述——实话，但只给一部分。
“我老家岩台山，有一个老支书。”他缓缓开口，“姓范。范支书当了二十多年村支书，一辈子没贪过一分钱，也没办过什么大事。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调解。谁家跟谁家打架了，谁家占了谁家的地，闹到村委会，他都能给说和了。村里人都笑他软，说他‘只会和稀泥’。可奇怪的是，他当支书那二十年，岩台山没出过一件刑事案件。”
高育良“嗯”了一声，不动声色地示意他继续。
“后来有一年，村里修路，上面拨了钱，但层层剥下来，到村里就没剩多少了。范支书也没说什么，就带着村里人自己去挖土方、铺碎石。省下来的钱，全买了水泥，把那条路结结实实地修了三米宽。”祁同伟的声音放轻了，“他去世的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送他，一百多号人，排了将近一里地的队。棺材是最便宜的松木板，可抬棺的人争着抬，谁都不肯松手。村民没有哭天喊地的，只是一直在说：‘老支书，我们送您一程。’”
“那年我十三岁。”他抬起头，看着高育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规矩。真正的规矩，不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是一条路，是一颗公心，是一份老百姓心底的信任。”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高育良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若有所思。
“这个例子很好，”他说，“比很多空洞的大道理都好。明年的全国法学本科生论文竞赛，我打算让你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题目就叫《从一块铺路石看基层法治的精神内核》。这个选题，你觉得怎么样？”
祁同伟愣了一瞬。不是因为受宠若惊——他早已度过那个阶段了——而是因为他意识到，高育良比他想象的还要急。他在拼命地收拢自己，像一个急于布局的棋手，迫不及待地要把每一颗有用的棋子放进棋盘。
“高老师，我怕我写不好。”他说。
“写不好就多改。”高育良笑着摆手，语气恢复了轻松，像是在聊家常，“文章这个东西，改三遍是及格，改五遍是良，改十遍才是优。这篇文章有苗头，有泥土味儿，是当下那些空洞文章最缺的东西。我可以亲自指导你，投出去拿个奖，有把握。”
他说到“亲自指导”的时候，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小事。全国级的论文竞赛，能拿名次的学生，毕业分配时都是各单位争抢的对象。高育良这是在送他一份大礼。
“谢谢高老师。”祁同伟低下头，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他必须这么表现——一个正常的、穷苦出身的本科生，面对这样的机会，不可能无动于衷。
“不用谢。”高育良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我收学生，一看人品，二看天分。你能从岩台山考出来，还能考全系第一，足以证明你的勤勉和智力。只是——你还缺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眼界。”高育良放下茶杯，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你读了很多书，懂了很多道理，但你没见过真正的官场。你不知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怎么运作事情的，也不知道真正的决策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些，书本上学不到。”他顿了顿，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这样，下个月省里有一个法治建设的座谈会，我帮你争取一个旁听名额。你也该去见见世面了。”
祁同伟心头一紧。这又是一份大礼。省里的座谈会，有资格旁听的人，最差也得是研究生。高育良这么做，既是在提携他，也是在测试他。一旦他接受了这份好意，并且因此获得了实际的好处，他就欠下了高育良一个天大的人情。而从那天起，无论他以后走得再高再远，身上都要永远打上“高育良门生”的烙印。他愿意背这个名吗？在上辈子，他一辈子都背不起。
“谢谢高老师。”他再次道谢，这一次的感谢，声音平稳了许多。
这时候，他感觉到脚边掠过一个温热的东西。低头一看，一只姜黄色的短毛猫正无声地蹭着他的裤腿，尾尖微卷，动作极轻，几乎不发出声响。他留意到客厅角落里那只铺着旧毛巾的藤编猫窝——它大概从刚才就在某个书架的暗影里伏着了，只是太安静，被他忽略了。高育良笑了笑，欠身把猫捞进自己怀里，慢悠悠地挠着它的下巴：“它叫老黄，来这个家八年了。来，老黄，给你介绍一个年轻人——他以后，会常来的。”老黄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祁同伟看着那只猫，忽然想到了什么。前世的高育良，从来不养宠物。他对任何会留下痕迹的东西都极其谨慎，连办公室的盆栽都要秘书定期更换，以免有人在新土里藏窃听器。可这一世，他却养了一只猫。这说明什么？说明此刻的高育良，还没有被权力异化成那个草木皆兵的模样。或者说——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他还有软肋，还有一处可以被渗透的缝隙。
“高老师，如果没别的事，我先回去了。”他站起身，动作脆，不拖泥带水。
“去吧。”高育良也站起来，抱着猫送他到门口，“对了，你那个文章，下周末之前给我初稿，有问题吗？”
“没问题。”
“好。注意身体，别老加班熬夜。”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跟上一世一模一样——温和，关切，像一个真正的师长。可祁同伟已经不相信了。他走出机关大院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路灯还没开，他在昏暗的街道上推着车走，脚底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光的窗户。
高育良还站在窗前，老黄蜷在他怀里，看起来一派岁月静好的样子。祁同伟抬头看了一眼，隔着一个小区花园的距离，他看不清高育良的表情。但他在心里，默默地把“高育良”这个名字，从心里的“长辈”那一栏，移到了“对手”那一栏。
他发现了一个前世没有注意过的细节：高育良的书架上摆着一个相框，是一张泛黄的合影，十几个人穿着老式军装站在一排。前排中间的一个，跟现在省里的一位副省长，有着极其相似的面部轮廓。
老同学。原来，高育良的人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织了。而他，从一开始就是这张网里被选中的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