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枥历经艰辛抵达大后方的第七天，枫泓咳得更厉害了。
阿碧守在他床边，一勺一勺地喂他喝药，可那汤汁刚入口便被剧烈的咳嗽震出大半。她望着少年苍白的脸，心里像压了块石头。窗外的风穿过破旧的窗纸，呜咽着钻进屋内，吹熄了最后一盏油灯。
他们已经三天没有生火了，柴禾用尽，镇上的草药店也空了。阿碧知道，枫泓需要安静、需要温热的食物、需要净的水，可眼下，连一口净的米粥都成了奢望。
她低头替他掖好被角，轻声说：“再撑几天，等到了乡下，就好了。”
枫泓虚弱地笑了笑，眼底却藏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他没说话，只是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阿碧的手掌粗糙而温暖，那是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他记得小时候，每次发烧生病，都是这双手给他擦汗、喂药、整夜不眠地守着他。如今，她在逃难途中仍如此细致地照料自己，仿佛从未变过。
可他知道，变了。
她明白，一切都已悄然改变，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江家不再是那个在霞飞路有宅子、在码头有生意的体面人家。父亲帆笛被关进牢里，母亲带着破碎的心独自支撑残局，大哥流枥踏上了支援后方建设的征程，妹妹梦浣……没人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枫泓闭上眼，耳边是阿碧低声哼唱的绍兴小调，那是她哄他入睡时的老曲子。他想起老宅门前的海棠树，春天开得最盛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粉白的花瓣。那时他总坐在廊下读书，母亲在一旁绣花，梦浣会端来一碗桂花糖藕，笑着说：“枫泓，别读太晚，对眼睛不好。”
如今，那些子都碎了，像玻璃碴子一样扎在记忆深处，疼得让人不敢触碰。
“小姐……”他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你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阿碧顿了顿，继续给他顺气，柔声道：“能的。总会过去的。”
可她自己也不信这句话。
江太太站在租界尽头的一条小巷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寻人启事。梦浣已经失踪半个月了，没有任何音讯。她派人四处打听，托人查问，最终亲自去到梦浣最后出现的地方——一间女子学校。
那里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几本散落的笔记和一本未写完的小说稿。
她蹲下身，捡起一页泛黄的纸张，上面写着几个字：
“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请记住，我不是逃避。”
江太太的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
她知道女儿不是个怕事的人。梦浣从小就有主见，不愿依附男人，也不愿困在家族的庇护之下。战争爆发后，她更是积极投身妇女救国运动，常常深夜出门，回来时一身尘土，脸上却带着笑意。
“娘，我在做真正有意义的事。”她曾这样说过。
可现在，她去哪儿了？
江太太把纸收好，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她不能倒下，家里还有太多事等着她处理。帆笛还在狱中，流枥远走他乡，枫泓病重，梦浣失踪……她是唯一一个还留在上海的人。
她必须撑住。
她将剩下的几张寻人启事交给身旁的伙计，叮嘱道：“贴在她常去的地方，尤其是那所学校附近。”
伙计点头应下，转身离去。江太太望着他的背影，忽然看见街角闪过一个人影。那人穿着灰布长衫，帽檐压得很低，似乎有意避开人群。
她心头一紧，快步追过去，可那人已消失在拐角处。
她站在原地，心跳如鼓。
那个人，是不是……认识梦浣？
阿碧和枫泓终于走出了军控制的区域。
他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绕过三道关卡，才来到这片偏远的乡村。村子里的人不多，大多是些老人和孩子，青壮年大多参军或逃往外地谋生。
他们在一间废弃的茅屋里安顿下来。屋顶漏雨，墙缝透风，但至少暂时安全。
阿碧开始四处找活，换些粮食。村里有个老郎中，听说她带着个病弱的孩子，主动送了些草药，并叮嘱她：“这孩子身子太虚，若能养上几个月，或许能缓过来。”
阿碧感激地接过药包，却没敢告诉他，枫泓已经咳血了。
夜里，枫泓又发起高烧。阿碧用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看着他紧皱的眉头，心一阵阵抽痛。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才五岁，穿着新做的绸缎小褂，躲在母亲身后偷看她。那时候她刚进江家，是个十来岁的丫头，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自己要报恩。
如今，她真的做到了。
可代价是什么呢？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只要枫泓还有一口气，她就不会放弃。
梦浣到底去了哪里？
江太太始终没有答案。
直到某一天夜里，她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在门缝里发现一封信。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几个熟悉的字迹：
“娘亲亲启。”
她颤抖着手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简短的纸条：
“娘，原谅我没有告别。但我必须去做一些事。请相信我，我不是逃走，而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若有缘再见，希望您为我骄傲。
梦浣 留。”
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
江太太将信紧紧攥在手中，久久无法平静。
窗外，夜色如墨，风声呼啸。
江家离散了。
可他们，都在各自的路上，努力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