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到长安的第三个月，我发现了一个缺口。
不是产线上的缺口。是郑氏电子和供应商之间的缺口。一个每个月流出去的钱，比C拉所有工人工资加起来还多的缺口。
发现它的时候，我正在质检室量一批新到的硬盘外壳。蔡老板的货，镀层厚度全部合格。阳极板换了，药水补了，夜班电流密度也调整了。百分表的指针在刻度盘上稳稳地跳动，每一个数据都落在五到八微米的区间里。
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不是数据不对。是数据太对了。
方国强教过我：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批次。任何一批货，总会有一部分数据落在公差的边缘。五微米到八微米，总有几个是五点一、五点二，也总有几个是七点八、七点九。中间多，两头少，画出来是一条中间高两边低的曲线。他管这叫“正态分布”。
蔡老板这批货不是这样。一千个外壳，镀层厚度全部集中在六点五到七微米之间。最低六点五二，最高六点九八。一条几乎平直的线。
太完美了。完美得不正常。
二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方国强。
他正在三号产线尽头抽一烟。听完我的话，他把烟头摁灭在铁皮烟灰缸里，拿起那箱外壳翻看了几个。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百分表，随机抽了十个，重新量了一遍。量完，把百分表收进口袋。
“你眼睛越来越毒了。”
他靠在产线的铁架子上，光灯把他的脸照得发白。传送带的哗啦声填满了沉默的间隙。
“蔡老板这批货，不是抽检。是全检。”
“全检？”
“全检。百分之百检验。把不合格的挑出来扔掉，只把合格的送过来。所以你量出来的数据，全是中间值。两头的数据被他扔掉了。”
我心里算了一笔账。全检一批货，人工成本比抽检高出好几倍。蔡老板的电镀线一天出几万个壳，一个个量过去，要多少人？
“他为什么要全检？抽检不合格率也不高。”
方国强没有直接回答。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烟，没有点，在手指间转来转去。
“因为他不只是给郑氏供货。”
他把烟夹在耳朵上。
“上个月，虎门又开了一家硬盘装配厂。台湾人开的，规模比郑氏小，但订单很急。蔡老板同时给两家供货。郑氏的价格高一成，但要求五到八微米。那家新厂价格低一成，公差放宽到十微米。”
我好像听懂了。
“他用同一条电镀线，同时镀两家的货？”
“对。同一个挂具上，挂郑氏的壳，也挂那家厂的壳。电流密度调到一个中间值，镀出来的厚度，郑氏的偏上限，那家厂的偏下限。然后全检，把郑氏偏上限的挑出来给我们，偏下限的挑出来给那家厂。剩下的中间值——”
“两头都能卖。”
方国强把耳朵上的烟拿下来，点着了。青白色的烟从鼻孔里喷出来，被车间里的排风扇抽走。
“这手法，我在东莞十几年，见过不止一次。不违法，合同里没规定不能全检。但他全检的成本，转嫁在两家厂的货款里。郑氏多付了钱，那家新厂也多付了钱。蔡老板赚两道。”
他把烟灰弹进铁皮烟灰缸里。
三
晚上，我把这件事写进了周报。
周报是方国强要求写的。每个星期六交，不长，一两页纸。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什么，就把产线上看到的东西记下来。哪条线的次品率高，哪个工位的工人手速慢了，哪个批次的物料有问题。后来开始写供应商，写蔡老板的电镀线，写镀层厚度的波动。
方国强从来不点评我写的东西。他只是在每周一的早会上，把周报里的几段话念出来，不说是谁写的。然后陈国良会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几笔。
这周的周报，我写了蔡老板的全检手法。写了正态分布的曲线为什么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写了同一挂具上两种公差的镀层。写到最后，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加了一句话：
“建议对电镀供应商的出货批次进行飞行检查。不预先通知，随机抽样。”
写完之后，我看了很久这句话。飞行检查。这个词是我从马国良的收音机里听来的。深圳股市的新闻里说，要对上市公司进行“飞行检查”。我觉得这个词用在供应商身上也合适。
星期六下午，我把周报交给方国强。他接过去，站在质检室门口看完了。看完之后，折起来放进口袋。
“飞行检查。”他念了一遍这个词。
然后笑了一下。不是之前那种嘴角扯一扯的笑，是真的觉得有意思的那种笑。
四
星期天，我去了虎门。
不是方国强派我去的。是我自己想去。
从长安到虎门的公交车，开了五十分钟。车上挤满了人，大多是周末出来逛街的厂工。穿着各种颜色的厂服，蓝的灰的橘红的，口的厂名五花八门。有人拎着刚买的衣服，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有人抱着孩子，孩子睡着了，脑袋歪在肩膀上。
我在虎门汽车站下车。车站门口全是摩的，司机们叼着烟，用白话招揽生意。我没坐摩的。按照之前跟方国强来时的记忆，沿着那条两边全是厂房的路往前走。
蔡老板的电镀厂在路的尽头。厂门口的招牌换过了。原来那块“蔡氏电镀”的白底红字招牌，旁边多了一块新牌子，蓝底白字：“蔡氏精密五金”。
厂门关着。星期天，电镀线应该停了。但从门缝里看进去，厂房里亮着灯。
我绕到厂后面。后面是一条窄巷子，堆着废弃的包装箱和塑料桶。巷子的围墙有一个缺口，用一块铁皮挡着。我把铁皮往旁边推了推，侧身挤进去。
厂房后面是电镀线的尾端。一排排挂具从天花板的轨道上垂下来，上面挂满了硬盘外壳。银白色的金属在光灯下泛着光。我走近了看。一个挂具上挂着二十几个外壳。有的标着“郑”字，用红色马克笔写的。有的标着“新”字，用蓝色马克笔写的。
同一挂具。两种颜色。两种公差。
我站在挂具前面，把这些记在脑子里。电镀液的药水味呛得鼻子发酸，眼睛发辣。天花板上，行车轨道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墙角堆着一箱一箱已经镀好的外壳，箱子上用马克笔标着“郑”或者“新”。
我蹲下来，打开一个标着“郑”的箱子。里面的外壳，镀层光亮均匀。肉眼看不出来厚度。但我知道，这些是全检之后挑出来的。
又打开一个标着“新”的箱子。镀层看起来也差不多。但我知道，百分表量上去，数据会差两微米。
把箱子盖好。站起来的时候，看见墙上贴着一张排班表。和方国强上次拿到的那张一样，但期更新了。夜班班长的名字没有变。
我把排班表上的排班规律记在脑子里。星期几夜班电流密度调高，星期几调低。郑氏的货集中在周几镀，新厂的货集中在周几镀。
五
从电镀厂出来，我在虎门的街上走了一会儿。
虎门比长安热闹。服装批发市场周围，人流挤挤挨挨。运货的三轮车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喇叭按得震天响。空气里混着服装的化纤味、快餐店的油烟味、下水道的腥味。街边的店铺放着流行歌，张学友的《吻别》和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从不同的音箱里同时传出来，混成一片。
我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停下来。铁皮亭子，红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生锈的铁皮。电话机是橘黄色的，话筒上缠着一圈透明胶带。投币口塞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写着“故障”。
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下。有拨号音。投了一块钱硬币进去，拨了跛豪的BP机号码。
等回电的时候，我看着电话亭玻璃上贴的小广告。“办证”、“高价回收电子元器件”、“招聘男女公关，月入过万”。玻璃外面，虎门的夜晚正在亮起来。霓虹灯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把整条街映成彩色的河。
电话响了。我接起来。
“哪位？”跛豪的声音，和记忆中一样。
“陈锐。”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
“富韵电子那个？”
“现在在长安。郑氏电子。”
“我知道。厚街的事，我听说了。保险柜，十七，四十三，六十五。”
他报出那三个数字的时候，我的后背凉了一下。那晚在富韵电子仓库里的事，我从来没跟跛豪说过。
“你在虎门？”他问。
“嗯。”
“虎门的事，别在电话里说。下周六，你回厚街。老地方，我请你喝凉茶。”
电话挂了。忙音嘟嘟地响。我把话筒放回去，投币口吐出一枚五毛硬币，当啷一声掉在退币槽里。
六
回到长安，已经晚上八点多。
宿舍里，何志文正对着一台电脑。不是他的，是郑氏给工程师配的，一台联想的台式机，白色机箱，屏幕是凸面的CRT显示器。他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一个表格软件，密密麻麻填满了数字。
“你在做什么？”我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床沿上。
“帮马国良算。”何志文推了推眼镜，“他说深圳B股跌了半年了，让我帮他看看哪些跌过头了。”
我凑过去看屏幕。那些数字我大部分看不懂。市盈率、市净率、净资产收益率。但有一列数字我看懂了：股价。从最高点到现在，大部分跌了一半以上。有几只跌了七成。
“他还在买？”
“还在买。每个月发了工资，留够吃饭的，全投进去。”
马国良从上铺探下头。
“不是投，是抄底。”他的广西口音把“抄底”两个字咬得很重，“跌得越狠，反弹越猛。”
“要是继续跌呢？”
“那就继续买。”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有赌徒的狂热。很平静，像方国强说“镀层厚度五微米”一样平静。
我把今天在虎门看到的东西简单说了一遍。蔡老板的挂具，两种颜色的马克笔，排班表上的规律。何志文听得很认真，眼镜后面的眼睛越来越亮。
“所以你发现了他的全检筛选手法，并且找到了物理证据？”
“算是。”
何志文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我在学校学了四年电子工程。老师教我怎么设计电路，怎么计算电流，怎么选元器件。没有一堂课教过，供应商会在挂具上做记号，用同一条电镀线给两家客户供货，然后用全检把合格品筛出来。”
他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着镜片。
“陈锐，你学这些东西，用了多久？”
“三个月。”
他把眼镜戴回去。
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写周报的补充材料。
没有用郑氏的A4纸。用的是我从虎门带回来的一张便签纸，在一个文具店买的，最便宜的那种，纸薄得透光。我把在蔡老板厂里看到的东西一条一条写下来：挂具上两种颜色的马克笔。“郑”和“新”。排班表上夜班电流密度的调整规律。郑氏的货集中在电流密度调高的子，新厂的货集中在调低的子。墙角堆着的纸箱，标着不同的字，装着不同公差的货。
写完之后，折好，夹进周敏给的那份入职意向书里。
窗外，长安的夜晚一如既往地安静。中央空调外机的嗡嗡声持续不断。马国良的收音机还开着，午夜音乐节目，一个女人用气声唱着一首老歌。歌词听不太清，旋律软软的，像一条缓慢的河。
何志文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
“陈锐。你说，方经理会采纳飞行检查的建议吗？”
“不知道。”
“如果他采纳了，蔡老板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
“要么改。要么丢掉郑氏的订单。”
沉默了一会儿。收音机里的歌唱完了，换成了药品广告。
“你今天为什么自己去虎门？”何志文问，“周报已经交了。方经理没让你去。”
我看着天花板上水渍的形状。
“因为方经理说过，在东莞，挣大钱的不是手最勤快的人，是知道得最多的人。”
何志文没再问了。
我闭上眼睛。虎门的霓虹灯还在脑子里闪。蔡老板电镀厂里，挂具上的红色和蓝色马克笔，排班表上的规律，墙角分门别类的纸箱。
一个每个月流出去的缺口。方国强说过，供应商全检的成本，转嫁在两家厂的货款里。郑氏多付了钱，那家新厂也多付了钱。蔡老板赚两道。
明天，把补充材料交给方国强。下周六，回厚街，见跛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