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故意人罪的附加指控。”他吐出一口烟，”虽然很难真正定罪，但你的职业生涯就完了。医学伦理委员会会撤销你的执业证。”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窗外的杭州夜景。
这座城市的灯火璀璨，但在我眼里，一切都是灰色的。
我坐在献血车的床上，护士正在我的手臂上轻轻拍打血管。
五年前我和林雨在广州民政局领了证，她说想要一个女儿，我们就开始走领养的程序。
小女孩晓晴来到我们家时才三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色连衣裙，躲在社工阿姨身后不肯出来。
我蹲下身子，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晓晴眼睛一亮，小手指头戳了戳我的手心。
那个瞬间我就决定了，要用我的一切去爱这个女孩。
后来晓晴开始叫我爸爸，我的眼泪掉得比她哭得还凶。
每个周末我都带她去东山湖公园，她坐在我肩膀上，指着天上的飞机咿呀咿呀乱叫。
林雨却开始变得奇怪，她越来越不愿意陪晓晴，经常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去年冬天，一封来自医院的检查报告打碎了我的世界。
那张纸上写着林雨可能无法正常生育，她一直在隐瞒我这件事。
我们开始频繁地吵架，她说从没想过要真正地照顾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我说既然领养了就要负责，晓晴是我们的女儿。
林雨冷冷地回答说，晓晴只是一个意外，一个她用来填补空虚的工具。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决定了。
我收拾了行李，留下一张纸条给林雨，告诉她我会争取晓晴的抚养权。
我开车北上，在杭州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做仓库主管。
每天我都会给晓晴打电话，听她用还不太流利的普通话给我讲幼儿园发生的事。
林雨对我的来电感到厌烦，她经常不接，或者接了就冷冷地说晓晴在睡觉。
法律程序进行得很缓慢，我的律师告诉我，没有林雨的配合很难推进。
我在杭州租了一间小房子，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晓晴的照片。
有一张是她五岁生时的样子，咧着嘴笑，一颗门牙刚掉了。
我给那张照片下面写了一句话：爸爸一定会把你接回来。
九个月过去了，我几乎放弃了希望。
直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进来，那是广州法院的工作人员。
她的声音很急促，说晓晴出了严重的事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对方说，只有我的骨髓配型成功，晓晴才有生存的可能。
我问晓晴怎么了，对方说具体情况需要我回到广州才能了解。
我没有任何犹豫，当天就买了最早的航班机票。
在飞机上的八小时里，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想起晓晴最后一次见我时紧紧抱住我脖子的样子，她说爸爸你别走。
我吻了她的额头，答应她很快就会回来。
我没有信守承诺。
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时，我的腿几乎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