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
沈桦从床上爬起来，迷迷糊糊地摸到手机，屏幕显示五点四十。她愣了两秒钟，想起今天是七月十五号，想起那个十八公斤的登山包正立在床尾，想起八个小时后她将出现在一个她从没去过的地方。
她坐在床边，把拖鞋穿好，站起来，又坐下来。
心跳得很快。
不是因为紧张，是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像站在跳台上，知道下面的水很凉，但还是想跳。
她深呼吸了三次，站起来，去洗漱。
宿舍里很安静。方芳上周就走了，另外两个室友暑假回家，整栋楼没剩几个人。水房的水龙头拧开，水声哗哗的，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她刷牙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眼睛有点肿，昨晚没睡好。她对着镜子说了一句“没事”，也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回来换衣服。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T恤，外面套了件薄冲锋衣，下面穿了条速裤，脚上是那双穿了两年、鞋底已经磨薄了的运动鞋。方芳说她这身穿得像要去探险，她说不是探险，是下乡。方芳说有什么区别，她说探险是找，下乡是去找罪受。方芳说你有病，她说是的。
她把登山包背起来，勒紧腰带和带，试着走了两步。包压得她整个人往后仰，她不得不微微前倾身体才能保持平衡。十八公斤背在身上的感觉和拎在手里完全不一样，像是有人骑在她肩膀上。
走到宿舍楼下，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晨练的老教师在场上慢悠悠地走着。沈桦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手机响了，是沈母。
“出发了吗？”
“刚出宿舍，在等车。”
“吃了没？”
“还没。”
“去买点吃的，别饿着。火车上东西贵，你自己带点。”
沈母的声音听起来比昨天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事情已经定了，也许是因为她哭过了。沈桦没问。
“妈，我到了给你打电话。”
“别忘了。一天都不能忘。”
“好。”
出租车来了。沈桦把登山包塞进后备箱，自己坐进后座。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上海大叔，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小姑娘，去南站？”
“嗯。”
“背那么大包，去旅游？”
“不是，去支教。”
大叔又看了她一眼，这次多看了两秒。“贵州？”
“嗯。”
“那个地方苦啊。我跑过那边的长途，山路十八弯，晕车药带了没？”
沈桦愣了一下。她准备了感冒药、肠胃药、创可贴、风油精，就是没带晕车药。
“没事，”大叔说，“到了那边买也行。就是别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颠得厉害。”
沈桦记下了。到了南站，她付了钱，把包从后备箱拖出来，跟大叔说了声谢谢。大叔摇下车窗，犹豫了一下，说：“小姑娘，注意安全。”然后车开走了。
沈桦站在进站口，看着车尾灯消失在拐角，忽然觉得这个陌生的上海大叔和远在老家的父亲有点像。都是那种不太会说话的中年男人，想说的很多，说出来的很少。
进站、安检、找候车室。候车室里人很多，大部分是暑假回家的学生和带孩子出去玩的家庭。沈桦找了个角落把包放下，去便利店买了一个饭团、一瓶水、一包话梅。结账的时候看见收银台旁边摆着晕车药，顺手拿了一盒。
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她把登山包塞进行李架，费了好大劲才塞进去，旁边一个大叔帮她托了一把，说了句“小姑娘力气不小”。沈桦说谢谢，坐下来，掏出耳机戴上。
火车准点开出。上海南站的站台缓缓后退，然后是整个城市——灰色的居民楼、绿色的行道树、远处的高架桥。火车穿过闵行，穿过松江，窗外的景色从密集的建筑变成了农田和水塘。
沈桦把手机里的音乐打开，是方芳给她传的歌单，全是老歌，什么《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和我的祖国》，方芳说她最近在听这些，沈桦说你一个做芯片的听这个？方芳说做芯片的怎么就不能听了，这叫精神动力。
沈桦听了两首，觉得确实提气，又觉得有点好笑。她一个二十二岁的人，坐在去贵州的火车上，听《在希望的田野上》，画面怎么想怎么违和。但她没换歌。
火车过了杭州，车厢里安静下来。有人睡觉，有人看剧，有人吃泡面。沈桦把话梅打开，含了一颗在嘴里，酸得她眯起了眼睛。
她拿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想写点什么。
她想起昨晚方芳发的那条消息：“明天出发了，紧张吗？”
她回：“有点。”
方芳说：“紧张就对了。不紧张的事不值得做。”
她问方芳在北京怎么样，方芳说暑期学校全是学霸，她压力山大，一个清华的本科生写的代码她看都看不懂。方芳说“我要被卷死了”，沈桦说“你不是卷王吗”，方芳说“在卷王面前我也是个渣渣”。
沈桦笑了笑。方芳这个人，嘴上说着被卷死了，心里肯定在较劲。她知道方芳，越是遇到强的对手，方芳越来劲。不像她，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不行”。
她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第一天，上海南站出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但已经在路上了。”
写完之后觉得这话太像心灵鸡汤，又划掉了。划掉之后觉得划掉了更奇怪，就在旁边画了个小人，背着一个大包，站在火车旁边。画得很难看，但那是她自己。
火车到了金华，停了六分钟。沈桦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又坐回去。窗外的山开始多了起来，先是矮矮的、圆润的小山包，后来越来越高、越来越陡。隧道一个接一个，手机信号时断时续。
过了衢州，车厢里有人说“马上出浙江了”。沈桦往窗外看了一眼，山已经完全变了样，不再是江南那种秀气的绿，而是粗犷的、连绵的、一眼望不到头的苍翠。山与山之间夹着窄窄的河谷，河谷里偶尔能看见几栋木头房子，屋顶是黑色的瓦，墙是深褐色的木板。
她盯着那些木头房子看了很久。那些房子依山而建，有的建在半山腰上，看起来摇摇欲坠。她想，住在那些房子里的人，每天出门是不是都要爬很高的坡？买菜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她以前从没想过。她在城市里长大，出门有电梯，下楼有超市，生病了走十分钟就到社区医院。她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有人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手机震了一下，是王老师发来的消息：“沈桦，上车了吗？到了大塘村给我发个消息，我这边跟村里联系好了，会有人接你。”
沈桦回：“上车了，谢谢王老师。”
王老师又发了一条：“到了之后先安顿下来，不要着急开展工作。前三天主要是熟悉环境，和村部、村民建立联系。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
“好的。”
沈桦把手机放下，靠在窗边，闭上眼睛。火车的晃动很有节奏，哐当哐当，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她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梦见自己走在一条很窄的山路上，两边都是悬崖，她不敢往下看，只敢盯着前面一个人的背影走。那个人走得不快，但她怎么也追不上。
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快到凯里了。她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四十，比预计晚了二十分钟。车厢里有人开始收拾行李，闹哄哄的。沈桦把话梅收起来，喝了口水，活动了一下脖子。
火车进站了。凯里南站比她想象的要小，但很新，站前广场上有很多穿民族服装的人在拉客——“西江千户苗寨，去不去？”“镇远古镇，最后一班车了——”沈桦背着大包穿过人群，按照攻略找到长途汽车站。
去从江的大巴一天只有三趟，她赶上了最后一趟，四点二十发车。大巴比火车破多了，座位上的皮套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沈桦把包放在行李舱，上了车，选了中间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里很热。没有空调，窗户开着，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沈桦把冲锋衣脱了，T恤已经被汗浸湿了一片。旁边坐了个当地大姐，抱着一筐鸡蛋，笑着看了她一眼：“去从江？”
“嗯。”
“旅游？”
“不是，去支教。”
大姐的眉毛抬了一下，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大巴开出凯里，路况越来越差。刚开始还是柏油路，虽然坑坑洼洼，但至少是平的。过了雷山，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水泥路又变成了土路。土路上全是碎石和坑，大巴颠得像在坐船，沈桦的胃开始翻涌。她想起上海大叔说的晕车药，赶紧从包里翻出来，抠了两粒吞下去。
旁边的鸡蛋筐跟着大巴一起颠，鸡蛋在里面咕噜咕噜滚来滚去，沈桦一直担心鸡蛋会碎，但大姐很淡定，闭着眼睛打盹，好像早就习惯了。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偏。山越来越高，谷越来越深，路越来越窄。有一段路，大巴几乎是贴着悬崖走的，沈桦往窗外看了一眼，下面就是几十米深的河谷，河水是浑浊的黄绿色。她赶紧把头缩回来，心跳快得不行。
她拿出手机想给方芳发消息，发现没有信号。
那一刻，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她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不是暂时没有，是常态。网上的攻略说，大塘村只有村委会附近有信号，其他地方基本是盲区。
她把手机收起来，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
大巴在一个叫“榕江”的小镇停了十分钟，让乘客上厕所、买东西。沈桦下去活动了一下腿，腿已经坐麻了，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她在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水，老板娘找钱的时候看了她好几眼，大概是在想“这个城里来的姑娘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重新上车后，天色开始暗了。大山里的天黑得比城市早，太阳一落山，山谷里就暗下来，像有人把灯关了。大巴开着昏黄的车灯，在山路上慢慢爬行，像一只疲惫的老牛。
沈桦看了看时间，晚上七点二十。她已经在路上整整十二个小时了。
大巴终于到了从江县城。说是县城，其实就是一条主街，两边是三四层高的楼房，一楼是门面，楼上是住家。街上人很少，路灯也暗，有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骑着自行车过去，车铃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响了好几声。
沈桦下了大巴，从行李舱里拖出登山包，站在路边。按照攻略，她要在从江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去丙妹镇。她掏出手机，这次有信号了，一格，勉强能打电话。
她先给沈母打了电话。沈母接得很快，好像一直在等。
“到了？”
“到从江了，明天去村里。”
“住哪儿了？”
“还没找，刚下车。”
“你一个女孩子，大晚上的，赶紧找个地方住。别省钱，找个安全的地方。”
沈母的声音又急又硬，但沈桦听出了里面的害怕。她说：“妈，你放心，我查好了，县城有个招待所，派出所对面，安全。”
“那你快去。”
“嗯。”
挂了电话，她又给方芳发了一条消息：“到了从江，明天进村。信号不好，可能联系不上。”
方芳没回。大概在忙。
沈桦背着包，沿着主街走了十分钟，找到了那个招待所。三层小楼，门口挂着褪色的灯笼，前台是个四五十岁的阿姨，正在看电视。阿姨看了她的身份证，收了四十块钱，给了她一把钥匙，指了指楼上：“二〇三。”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架。床单是白色的，但已经洗得发灰了。窗户关不严，外面的虫鸣声一阵一阵涌进来。沈桦把包放下，去公共卫生间洗了把脸。水龙头里的水是凉的，但洗完之后整个人精神了一些。
她没吃晚饭。不饿，只是累。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不是睡一觉就能缓过来的。
她躺在床上，天花板上的光灯管有一截黑了，一闪一闪的，像在眨眼。她把灯关了，黑暗中虫鸣声更响了，还有青蛙叫，此起彼伏，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合唱。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想起上海南站的站台，想起方芳的大登山包，想起沈母说“每天打电话”，想起那个上海大叔说“注意安全”。
她又想起那个梦。那条很宽的河。
现在，河对岸的灯光似乎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