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交支教申请的那个上午，沈桦坐在电脑前反复删改了七遍。
第一遍写得太热血，什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写完自己都觉得像喊口号。第二遍又太理性，列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冷冰冰的像在写实验报告。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她怎么写都不满意。第六遍她脆关了文档，趴在桌上发呆。
方芳从床上探出头来，看见她这副模样，问：“你在嘛？”
“写申请。”
“什么申请？”
“暑假去贵州支教。”沈桦终于说出来了，声音不大，但说出口的那一刻，心跳忽然快了一拍。
方芳沉默了两秒，然后翻身坐起来，认真地看着她：“你是认真的？”
“嗯。”
“那个我听学姐说过，很苦。去的村子连自来水都没有，洗澡要去河边。你确定你受得了？”
沈桦想了想，说：“我想试试。”
方芳没再说什么，重新躺回去，过了一会儿才闷闷地传出一句：“行吧，你要是真去了，回来别跟我哭。”
沈桦笑了一下，打开文档，写了第七遍。这次只有三句话——我叫沈桦，中文系大三学生。我想去支教。请给我这个机会。
她点了发送。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一周，两周，三周。期间她每天刷三次邮箱，什么也没等到。她开始怀疑自己的申请是不是太敷衍了，三句话，别人会不会觉得她不认真？她甚至想过再补交一份，但又觉得那样更奇怪。
方芳说她太焦虑了，拉着她去场跑步。沈桦跑了两圈就喘得不行，蹲在跑道边上，看着方芳一个人又跑了五圈，步伐稳得像机器。跑完之后方芳走过来，汗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说话却气都不喘：“你就是想太多。申请交了就交了，该来的总会来。”
四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沈桦正在图书馆看闲书——一本关于乡村建设的纪实文学，是她自己找来读的。手机震了，一封邮件跳进来。她看到标题里“支教”三个字，手指顿了一下，然后点开。
“沈桦同学，经学院审核，你已被录取为本次暑期支教志愿者。请于七月十五前抵达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丙妹镇大塘村。具体安排见附件。”
她把这封邮件看了三遍。第一遍看结果，第二遍看地名，第三遍看期。然后她合上书，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窗外有人在打羽毛球，白色的球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像一只笨拙的蝴蝶。
她给方芳发了条消息：“录取了。”
方芳秒回：“靠，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完了，暑假不能吹空调了。”
沈桦笑出了声，旁边座位的同学抬头看了她一眼，她赶紧捂住嘴。
晚上她给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她妈。
“妈，我暑假不回家了。”
“不回家？你要嘛？”电话那头传来炒菜的声音，油烟机嗡嗡响，沈母的声音被搅得忽大忽小。
“我要去贵州支教。”
炒菜的声音停了。油烟机还在响。
“你说什么？”
“去贵州支教，去一个月。学校组织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沈母重新开口的时候，声音明显沉了下来：“你疯了？贵州那么远，你一个人去？你知不知道那边多危险？”
“不危险，有老师带队，还有别的同学一起。”
“什么老师？什么同学？你认识吗？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出了事谁负责？”沈母的声音越来越高，沈桦听见她爸在背景里问“怎么了”，沈母说“你闺女要去贵州”，然后电话被接过去了。
沈父的声音比沈母低，但更沉：“沈桦，你说清楚，什么情况？”
沈桦又解释了一遍。沈父听完，沉默了五秒钟，那五秒钟里沈桦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你决定了？”
“决定了。”
“那我跟你妈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
沈桦没说话。
沈父叹了口气，那种叹气声沈桦很熟悉。从小到大，每次她做了什么让父母不理解的决定，沈父都会这样叹气。不是生气，是无奈。
“你妈担心你。那么远的地方，我们都不了解。你一个女孩子——”
“爸，我已经二十二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沈母的声音重新出现，这次没那么高了，但还是很硬：“你去可以，每天必须打电话报平安。一天不打，我就报警。”
“好。”
“还有，别去河里游泳，别吃生东西，别跟陌生人走。”
“妈，我不是小孩了。”
“在我这儿你就是小孩。”沈母说完这句，声音忽然有点抖，但很快稳住了，“行了，你去吧。我跟你爸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你凑点路费。”
挂了电话，沈桦坐在宿舍楼下的台阶上，发了好一会儿呆。四月的晚风还是凉的，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路灯亮了，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瘦瘦长长的一条。
方芳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了她旁边，递给她一罐可乐。
“被骂了？”
“还行。”
“那就是被骂了。”
沈桦拉开可乐，喝了一口，气泡冲上鼻子，酸得她皱了皱眉。方芳也拉开自己那罐，两个人并排坐着喝可乐，谁都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方芳说：“我暑假也不回家。”
“你要嘛？”
“去北京。有个暑期学校，微电子方向的。我想去听听。”
沈桦转过头看她。路灯的光落在方芳脸上，把她平时总是很严肃的表情柔化了一些。方芳这个人，说话直接，做事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大一的时候她说要考研，就真的从大二开始准备；她说要做芯片，就真的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泡在了实验室里。沈桦有时候觉得，方芳像一把尺子，清清楚楚，每一条刻度都明明白白。不像她，像一团揉皱的纸，怎么都铺不平。
“方芳。”
“嗯？”
“你怎么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方芳想了想，说：“不知道。就是试。试了这个觉得不行，就试那个。试到你觉得‘就是它了’的那个。”
“万一试不到呢？”
“那就继续试。”方芳站起来，把空可乐罐扔进垃圾桶，精准命中，“你这个人就是想太多，做太少。先去做，做了再说。”
说完她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上楼去了。沈桦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把方芳的话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先去做，做了再说。她想，也许方芳是对的。她这二十二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想，在想自己要什么，在想自己适合什么，在想别人怎么看她。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她把可乐罐捏扁，站起来，扔进垃圾桶。也扔进去了，虽然不如方芳那么准。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沈桦像换了个人。她开始跑步，每天晚上绕着场跑三公里，从最开始跑一圈就喘，到后来能不停歇跑完七圈半。她去校医院做了体检，补打了两种疫苗。她在网上搜大塘村的资料，搜出来的信息少得可怜，只有几条新闻提到过这个村子——黔东南最偏远的行政村之一，海拔八百多米，通往村里的路只有一条土路，雨季经常塌方。
她越看越紧张，越紧张越想看。方芳说她这是自找苦吃，她说不是，这叫知己知彼。方芳说你就是怂，越是了解越害怕，不如到了再说。沈桦觉得方芳说得对，但控制不住自己。
六月底，期末考试结束。沈桦最后一门考的是古代文学，考完出来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在教室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方芳比她早两天考完，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先去北京，再去实习单位。
临走那天晚上，方芳把一个大号登山包拖到沈桦面前：“这个借你。我的，质量好，能装。你别用你那个小破包了，装两件衣服就满了。”
沈桦看了看那个包，比自己的人还宽，黑色的，上面挂着一个方芳从实验室顺来的工牌，写着“安全第一”。
“你这包能把我装进去。”
“就是要能装。你去一个月，要带衣服、带鞋、带洗漱用品、带药、带笔记本、带书。你那个小包能装什么？装个寂寞。”
沈桦笑了，把方芳的包拖到自己床边，开始往里塞东西。衣服卷成卷，一件挨一件；洗漱用品装进防水袋；笔记本塞进夹层；药包单独放外面的侧袋。她按照网上查到的攻略，一样一样往包里放，放到最后发现包还没满，又塞了两包饼和一盒巧克力。
方芳坐在上铺看她收拾，忽然说：“沈桦。”
“嗯？”
“你要是受不了，就回来。别硬撑。”
沈桦抬起头，方芳的表情很认真，不像在开玩笑。她点了点头：“我知道。”
“你不知道。”方芳说，“你这个人，认定了一件事就死磕，磕到把自己磕没了都不知道。我是说真的，受不了就回来，不丢人。”
沈桦没接话。她低下头继续收拾，把拉链拉上，试着拎了一下，包很沉，她两只手才能提起来。
“你这个包是不是超重了？”方芳问。
“应该还好。”
“要不你称一下？”
沈桦把包拎到方芳的体重秤上，秤的指针转了一圈，停在二十一公斤。
方芳从上铺探出头来：“二十一公斤？你要搬家吗？”
“不是你说的，要多带东西？”
“我说的多带，不是让你把宿舍搬过去。”
两个人拌了几句嘴，最后沈桦还是从包里拿出了两件厚外套和那本厚得能当砖头的《中国文学史》。称了一下，十八公斤。方芳说还是重，沈桦说不能再减了。方芳没再坚持。
七月十四，出发前一天。
沈桦给家里打了最后一个电话。沈母又把那些叮嘱重复了一遍：每天打电话、别去河里游泳、别吃生东西、别跟陌生人走。沈桦一一答应。沈父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注意安全。”
沈桦说好。
挂了电话，她坐在床边，看着那个十八公斤的登山包，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巨大的不确定。她在什么？她一个学中文的，跑去贵州山区支教，教什么？教语文？她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那里的孩子需要她吗？她会不会去了之后发现什么都做不了？
她拿起手机，想给方芳发消息，打了一行字又删掉了。她又想给王老师发消息，问一问支教的事，但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
她把手机放下，关灯，躺下。
黑暗中，天花板上有路灯映进来的光斑，模模糊糊的，像一片云。她盯着那片光斑，想起了那个梦。那条很宽的河，对岸的灯光，身后的一片漆黑。她还在河这边站着吗？还是已经开始过河了？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明天早上七点二十的火车，上海南到凯里，全程八小时四十七分钟。然后从凯里坐大巴到从江，再从从江坐乡镇班车到丙妹镇，最后从丙妹镇搭村里的小货车进大塘村。
地图上查的，全程一千六百公里。
她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些地名：凯里、从江、丙妹、大塘。念着念着，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