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庭到清江的第三天，才真正见到了孙德明。
前两天他待在宿舍里，把带来的书翻了一遍，又把信访办的档案材料从老吴那里要来，看了个大概。材料不多，但每看一份，眉头就皱紧一分。三百二十七封信访件，最早的期是2000年3月。三年零三个月。有的信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像是被翻过很多次，又像是本没人翻过。
第三天一早，老吴来敲门。
“陈县长，孙书记让你过去。”
陈继庭洗了把脸，换了一件净衬衫，跟着老吴往主楼走。七月的清江，早上八点就已经热得不行了。太阳从山后面爬上来，明晃晃的，照在水泥地上反光。院子里那棵梧桐树纹丝不动，叶子耷拉着，像晒蔫了的耳朵。
孙德明的办公室在三楼最里面。门关着。老吴敲了两下。
“进来。”
推开门，一股烟味扑面而来。孙德明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五六个烟头。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旁边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壁上印着“清江县革委会”几个字，那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
“坐。”
陈继庭坐下来。椅子还是那把，硬邦邦的，硌得慌。
孙德明没急着说话。他从烟盒里抽出一烟，点上，吸了一口，靠在椅背上，看着陈继庭。那种看人的方式很特别——不是打量，也不是审视，而是一种很慢的、很耐心的观察，像一个人在河边看水，想知道水流向哪里。
“来了三天了，”孙德明终于开口，“看了些什么？”
“看了信访办的档案。三百二十七封。”
“哦？”孙德明眉毛动了一下，“都看了？”
“都看了。”
“看出什么了？”
陈继庭想了想。他不想说得太快，也不想说得太满。跟孙德明说话，得像在石头上刻字，一笔一划都要稳。
“看出两件事。第一，这些信访件里，百分之六十以上跟矿山有关。要么是拖欠工资，要么是土地补偿，要么是环境污染。第二，这些事不是处理不了，是没人处理。”
孙德明的烟停在半空。
“没人处理？”他重复了一遍，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像秤砣。
“三年前的信访件，还在最上面。说明什么？说明这三年里，没有人动过它们。”
孙德明把烟放进嘴里，深深吸了一口。烟雾从他鼻孔里喷出来，在他面前散开，像一层薄薄的纱。
“你学法律的，”他说，“信访条例怎么规定的？”
“信访工作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那你觉得，这些事该谁负责？”
“该清江县政府负责。”
“县政府负责。”孙德明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拧了一下，“那你知道，县政府为什么没负责？”
陈继庭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问题不是让他回答的，是让他听的。
孙德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户开着，外面是那片灰蒙蒙的天，还有远处黑黢黢的山。他背对着陈继庭，双手在裤袋里。
“清江县，三个镇，八个乡，二十三万人口。去年的财政收入是一千两百万。你知道一千两百万是什么概念吗？不够发工资。全县八千多财政供养人员，一年的工资就要三千万。缺口从哪来？从上面要，从银行贷，从矿上收。”
他转过身来，看着陈继庭。
“矿是清江的命子。没有矿，清江连饭都吃不上。但矿也是清江的病子。有了矿，就有了，有了矛盾，有了那些信访件。”
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又点了一烟。
“你说这些事没人处理。不是没人处理，是不敢处理。天马矿业一年交多少税？八百万。占全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七。你动它一下，全县三分之二的收入就没了。工资发不出来，学校开不了门，医院买不了药。这个责任，谁来负？”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桌面上。
陈继庭沉默了一会儿。
“孙书记，我问一个问题。”
“问。”
“如果不动它，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吗？拖欠的工资能发吗？污染的环境能治吗？那些得了尘肺病的矿工，能好起来吗？”
孙德明看着他。那眼神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也不是无奈，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楚的东西。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看见对面有路，但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去。
“陈继庭，”他叫了全名，“你知道你来清江之前，有人跟我打过招呼吗？”
“不知道。”
“你的导师，林维先。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学生不错，让我别欺负你。”孙德明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孩子跟他爸一样，认死理。”
陈继庭没接话。
“你爸的事，我知道一些。西藏昌都，援边部，出车祸走的。你妈也是。”孙德明弹了弹烟灰，“所以你来了清江，我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你跟你爸一样，认死理，认到最后把自己搭进去。”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蝉叫得很凶，吱吱吱的，像一把锯子在拉铁皮。
“孙书记，”陈继庭说，“我爸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儿子，我去的地方很远，但那个地方的人，等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他停了一下。
“清江的人，也等了很久了。”
孙德明看着他，很久没说话。他把手里的烟抽完了，在烟灰缸里按灭，然后又点了一。
“行，”他说，“你既然来了，我就不劝你走。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别急。清江的事，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你想什么，先跟我说，别自己动手。这潭水下面有什么，你还没看清。”
“好。”
“还有，”孙德明指了指桌上的文件，“你分管信访和法制，就先从信访办起。把那些积压的信件理一理，分分类，看看哪些能处理，哪些不能处理。能处理的，想办法处理。不能处理的，再来找我。”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
“但有一条——别碰天马。”
陈继庭的心沉了一下。
“孙书记——”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孙德明抬起手，打断了他，“天马的事，不是你能碰的，也不是我现在能碰的。时机不到，碰了就是地动山摇。你先把别的案子理清楚，天马的事，以后再说。”
陈继庭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行了，”孙德明站起来，“今天就到这。你去信访办看看，老马在那边等你。”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孙书记。”
“嗯？”
“那个老周……就是火车上那个老周。他以前在天马了八年，现在还在清江。我能去找他吗？”
孙德明的眉头皱了一下。
“找他可以。但别承诺什么。清江的人，最怕的不是没希望，是有了希望又落空。”
“我知道了。”
他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
走廊里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块一块的光斑。陈继庭站在走廊里，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烟味，有灰尘的味道，还有一股说不清的、发霉的味道。那是老房子的味道，也是旧问题的味道。
他往楼下走。楼梯的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的，扶手是铁管焊的，刷着一层绿漆，漆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褐色的锈。他扶着扶手往下走，每走一步，铁管就微微颤一下。
到了一楼，老吴在门口等着。
“怎么样？孙书记没发火吧？”
“没有。”
“那就好。”老吴笑了一下，“走，我带你去信访办。”
—
信访办在县城东头，一栋三层的旧楼。
说它是楼，其实更像一个仓库。外墙是红砖的，没刷漆，砖缝里长着草。楼前的空地上停着一辆报废的拖拉机，车身锈成了铁红色，轮子没了，用砖头垫着。空地上还堆着一堆沙子，沙子上面盖着塑料布，塑料布破了几个洞，风一吹就呼啦呼啦响。
老吴把车停在楼前，熄了火。
“就这儿。”他说。
陈继庭下了车，抬头看。楼门口挂着一块牌子，白底黑字：“清江县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牌子歪了，左边的螺丝掉了，只剩右边一颗螺丝挂着，风一吹就转。
楼门口有两级台阶，台阶上的水泥裂了，裂缝里长着草。门是木头的，漆皮掉光了，露出木头的本色，上面用红漆写着“信访办”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写的。
老吴推开门。门吱呀一声开了，里面很暗。
“老马！”他喊了一声，“来人了！”
没人应。
“老马！”他又喊了一声。
“来了来了——”一个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慢悠悠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一个老头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六十岁左右，矮，胖，圆脸，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灰色的汗衫，汗衫上印着“清江县首届矿工运动会”几个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他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左脚那只断了带子，用铁丝拧着。
“这是老马，信访办主任。”老吴介绍，“老马，这是新来的陈县长，分管信访和法制。”
老马上下打量了陈继庭一眼，伸出手来。手很软，没什么力气，握了一下就松开了。
“陈县长好。”他的声音慢悠悠的，像一台快没电的录音机，“欢迎来信访办指导工作。”
“马主任好。”
“别主任了，”老马摆了摆手，“就剩我一个人了，还主任什么主任。”
“小刘呢？”老吴问。
“走了。上个月走的。考到市里去了。”老马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天气，“人家年轻人，有本事，不能耽误人家。”
“王大姐呢？”
“家里有事，请了假。说是请三天，这都一个礼拜了，还没来。”老马往里面走，“进来坐吧。”
陈继庭跟着他往里走。里面是一条走廊，走廊两边各有两个房间。走廊的地是水泥的，扫得还算净，但墙上的白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露出里面的红砖和石灰。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玻璃碎了一块，用纸板挡着。
老马推开左手边第一个房间的门。
“这是我的办公室。”
房间不大，摆着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办公桌上铺着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照片——有老马年轻时的，有他和别人的合影，还有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先进工作者”几个字，看不清是哪年的了。桌上还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泡着茶，茶叶多得离谱，把水面都盖住了。
“坐。”老马指了指椅子。
陈继庭坐下来。椅子是藤编的，坐上去吱呀一声，藤面凹下去一大块，像是被很多人坐过。
“老吴说你看了信访件的档案？”老马问。
“看了。三百二十七封。”
“嗯。”老马点了点头，“那是前年的数。去年的还没整理，今年的也没统计。你要看的话，都在文件柜里。”
他指了指墙角的文件柜。柜子是铁皮的，绿色的，漆皮掉了不少，露出下面的铁皮。柜子门关不严，用一铁丝别着。
“陈县长，”老马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跟你说实话。信访办这个活，不是人的。”
“怎么说？”
“你看啊，”老马放下茶杯，“来找我们的人，都是受了委屈的、有冤屈的、活不下去的。他们来找你，是把最后一点希望放在你身上。你要是办不了，他们就连希望都没了。但你要是想办，你发现你什么都办不了。”
他靠在椅背上，椅子又吱呀了一声。
“工资拖欠的，你去找矿上，矿上说没钱。你去找劳动局，劳动局说管不了。你去找法院，法院说要打官司，打官司要钱，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来的钱打官司？转了一圈，又回到你这里。你能怎么办？”
他摊开手，看着陈继庭。
“我了一辈子信访，从一九八三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里，我经手的案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办成的有多少？不到五十件。不到五十件。”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百分之五。你说，我这个信访办主任，当得有什么意思？”
他的声音还是很慢，但慢里面有一种东西，不是抱怨，也不是诉苦，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疲惫。
陈继庭看着他。
“马主任，那些没办成的案子，后来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老马笑了一声，没什么笑意，“有的不了了之了，有的越闹越大，有的……人没了。”
“人没了？”
“有个矿工，姓刘，得了尘肺病，没钱治，来找我。我说你等等，我帮你想想办法。他等了一年，没等到，死了。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他老婆来信访办哭了一场，后来带着孩子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叶梗浮在水面上，他吹了吹，喝下去。
“陈县长，你年轻，有劲，这是好事。但我劝你一句——在清江，有些事能管，有些事不能管。能管的，你管了，人家念你的好。不能管的，你管了，不但帮不了人家，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哪些是不能管的？”
老马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话，但没说出来。
“你慢慢就知道了。”他说。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拉开柜门。柜子里塞满了文件袋，有的用绳子捆着，有的用橡皮筋箍着，有的就那么散着，纸页发黄，边角卷起。他随手抽出一个袋子，打开，里面是一封信，信纸是那种最便宜的红格信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字，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被水洇了，看不清了。
他看了看落款：2001年4月。
两年前。
他把信放回去，关上柜门。
“马主任，这些信，我能不能带走看看？”
“能。你要看都拿走也行，反正也没人看。”
陈继庭从柜子里把文件袋一摞一摞地搬出来，放在桌上。老马看着他的动作，没说话。
搬到最后，柜子最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比其他的都大，鼓鼓囊囊的。陈继庭拿出来，信封上没有写字，封口用胶水粘着，已经了，一碰就裂开了。他打开，里面是一沓照片。
他抽出来看。
第一张：一群人在县政府门口，举着横幅，横幅上写着“还我血汗钱”。看不清人脸，太远了。
第二张：近一些了。一个男人站在最前面，瘦，黑，穿着一件灰色夹克。他举着一块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天马矿业拖欠工资三年，天理何在！”
陈继庭的手停了一下。
那个男人——瘦，黑，灰色夹克。耳朵上夹着一烟。
老周。
第三张：一群人被警察围住了。有人在推搡，有人在喊。画面模糊，像是拍的时候手抖了。
第四张：一个男人被按在地上，两个警察压着他的胳膊。他的脸贴着地面，看不清是谁。
陈继庭把照片放回信封里。
“这是哪年的？”他问。
老马看了一眼。
“前年。矿工上访那次。闹到市里去了，后来被送回来了。”
“这个人是老周？”
“你认识他？”
“火车上遇到的。”
老马点了点头。“就是他。周德厚，大家都叫他老周。天马矿业的矿工，了八年。前年开始带头闹，闹了好几次。去年不了，回家了。”
“回家？回哪里？”
“他家在下面一个村子，好像叫……叫什么来着……”老马想了想，“石桥村。对，石桥村。从县城过去，坐车要两个多小时，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陈继庭把信封放进包里。
“马主任，这些材料我先带回去看。看完了还你。”
“不急。放你那儿也行，反正也没人看。”
陈继庭站起来。
“马主任，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了二十年。”
老马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短，一闪就没了，像一道闪电。
“二十年，什么都没成，有什么好谢的。”
“了二十年，本身就是一件事。”
老马看着他，没说话。
陈继庭拎着包，走出信访办。老吴在车里等着，看见他出来，按了一下喇叭。
“看完了？”
“看完了。”
“怎么样？”
陈继庭没回答。他上了车，把包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信访办的楼在阳光下显得更旧了。红砖墙上的裂缝像老人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楼顶上的瓦片缺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木梁。那棵长在墙缝里的草，在风里摇着，绿得扎眼。
车开了。信访办的楼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陈继庭摸了摸包里的信封。
老周。石桥村。
他得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