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敢？”
“她什么都敢。”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刘建国。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妈。”刘建国的声音哑了，像是哭过。
“说。”
“妈，丽丽这两天一直在找律师。她说您把铺面赠给外人是转移财产，她要告您。”
我没有说话。
“妈，她还说要去学校，找您以前的同事和领导反映情况，说您晚年精神不正常被人欺骗。”
孙秀兰坐在对面，虽然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但看到我的表情就知道不是好事。
“建国，你打这个电话是来替她传话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妈，我是想让您有个准备。丽丽她下午就要去教育局。”
我按掉了电话。
孙秀兰站了起来，”她要去教育局？”
“嗯。说我精神不正常。”
“放屁。”孙秀兰抄起沙发上的外套就往外走，”我先去。我倒要看看她在教育局的人面前怎么编。”
“秀兰。”
“什么？”
“你去的时候，顺便把一个东西带上。”我从轮椅旁边的挎包里掏出一个文件袋，递给她。
孙秀兰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又抬头看着我。
“你连这个都准备好了？”
“我说了，我不是没有准备的人。”
孙秀兰拿着文件袋出了门。
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雪。
方丽丽的这一步，我早就猜到了。
一个贪心的人失去了猎物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认输，而是想办法证明猎物本来就该是她的。
证明猎物该是她的最好办法，就是证明猎物的主人是疯子。
但她不知道的是，我教了四十年书，教育局里一半以上的中层部都是我的学生。
她去告我精神不正常，等于走进了我的主场。
这一次，我不需要亲自出面。
方丽丽去教育局那天，穿的是她结婚时买的那套深蓝色套装。她专门做了头发，化了妆，手里拎着一个资料袋。
这些都是孙秀兰后来告诉我的。
方丽丽走进教育局办公楼的时候，前台登记处的年轻人问她找谁。
“我找信访办。我要反映一个退休教师的问题。”
前台翻了翻登记本，让她填了一张表。方丽丽在”反映对象”那一栏写了我的名字：周桂珍。
前台的年轻人看到了这个名字，抬头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方丽丽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了十五分钟。
信访办的门开了，出来的不是信访办的人，而是教育局人事科的科长。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个茶杯。
他看到方丽丽，客气地请她进了会议室。
“您是周桂珍老师的什么人？”
“儿媳妇。”
“哦。您要反映什么情况？”
方丽丽打开资料袋，从里面拿出了一叠材料。有她自己写的情况说明，有社区张主任留下的那份”精神异常”的反映记录，还有一份她找人手写的”证人证词”，内容是说我在家里经常自言自语、忘记关火、分不清白天黑夜。
科长翻了翻那些材料，一页一页看得很仔细。
方丽丽在对面坐着，开始说她准备好的那些话，”我婆婆退休以后身体就不太好，特别是最近半年，经常忘事，有时候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来。我们做晚辈的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