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觉得太荒谬了。
我一个心脏随时可能停跳的人，被一群人围着说”你没事”。
好像我这十八年的病历单、那些泡在药瓶里的子、那颗随时的心脏，都是我编出来的一场戏。
那天晚上，我躺在阁楼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
心脏一阵一阵发紧，不是情绪引起的，是真的疼。
那种钝痛从口蔓延到左肩再到下巴，我认识这种疼，这是心肌缺血的前兆。
我摸黑找到床头的急救药含在舌下，苦味慢慢化开，心跳渐渐稳住。
手机屏幕亮着，我打开了镜头切换到前置模式，举到头顶上方。
屏幕里，我看到自己的血条。
那细线又短了一点。
比昨天短了差不多一个指甲盖的宽度。
我放下手机，侧过身蜷缩起来。
明天要抽血。
几百毫升对正常人是小事，对我来说就像是从一辆只剩半格油的车里再抽走一升汽油。
我可以跑。
我可以现在就走，离开这个家，去任何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
但我能去哪？
我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社会关系。
从十岁被退学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
这个家是牢笼，但也是我唯一能待的地方。
我想了很久，做了一个决定。
我从床底拖出一个旧铁盒，里面放着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东西：一张身份证，两张体检报告，一份两年前偷偷去社区办理的遗体捐献表格。
表格我填了一半，一直没有填完。
今晚我把它填完了。
器官捐献全部勾选。
接收联系人那一栏我空着，想了想，写上了一个人的名字。
不是我的三个哥哥，也不是沈瑶。
是楼下那个偶尔会给我留半个馒头的老保安赵叔。
他是这十八年来唯一一个问过我”今天吃饭了没”的人。
填完之后我把表格重新放回铁盒。
然后我打开手机录像功能，把手机立在床头柜上，红色录制键亮着。
我对着镜头，把所有的事情从头说了一遍。
从六岁看到血条开始，从母亲去世开始，从被赶到阁楼开始。
从三哥把我关在仓库三天开始，从十岁被迫退学开始。
从每一顿被扣下的饭菜开始，从每一次被拒绝的求助开始。
最后我说了明天的事。
我说他们要抽我的血。
我说我可能活不过这次。
录了四十分钟，手机提示内存不足，自动停止了。
我把视频存好，设置了定时发送。
时间定在沈瑶订婚宴当天，下午六点整。
发送对象是本市三家报社的公开邮箱，两个本地新闻的官方社交账号，还有一个关注数超过五百万的社会新闻博主。
这些邮箱和账号是我这几个月里一点一点查到的，用的是赵叔借给我的旧手机。
设好了之后，我把手机收起来。
心跳依然不稳，但我觉得今晚可以睡着了。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能活就活。
活不了，我也留了后手。
第二天上午九点，私人医护准时到达。
是一个中年女医生和一个年轻护士，她们把客厅临时改成了采血的地方。
我下了阁楼的时候，沈瑶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手腕上贴着暖宝宝，喝着红枣枸杞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