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八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往年这个时候,京城街头的柳树已经抽了嫩芽,护城河边的迎春花也该开第一茬了。可今年到了二月末,风里还夹着冰碴子,护城河面上的冰只化了中间一窄条,两岸的残冰白惨惨地堆着,像是谁掰碎了的瓷器片。柳树的枝条光秃秃地戳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枝头倒是鼓了几个小苞,却迟迟不肯绽开,像是在等一个迟迟不到的信号。
京城的百姓过了个沉闷的年。除夕夜里下了一场冻雨,正阳门外大街上的石板被雨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结了层薄冰,滑得站不住脚,往年踩街拜年的队伍比往年少了大半。灯市口的元宵灯会也比往年冷清,花灯倒是照常挂了出来,但看灯的人稀稀落落,卖元宵的小贩缩着脖子蹲在炉子边上,炉火烧得通红,锅里的热水咕嘟咕嘟冒着白汽,围炉的客人却只有三两个。正月十五那天晚上,东城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火灾,烧了半条巷子,死了三个人,据说是有人酒后不小心打翻了油灯。火灾本身不是什么大事,但火灾发生的位置离户部尚书周崇安的府邸只隔了两条街——这一下就变成了大事。巡城御史不敢怠慢,连夜给宫里递了急报,锦衣卫也介入了,查了几天说确实是意外,但京城里的流言蜚语已经传了七八个版本,有的说是太子的人在示威,有的说是三皇子的人自己放火想构陷太子,还有的说是平西王徐家派来的细作。流言传到后来越来越离谱,被顺天府贴了告示禁传,但告示贴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正月下旬了。
朝堂上也不太平。永和帝在正月初五的朝会上发了一次火,起因是户部呈上去的年终奏销册和国库实际存银差了将近六十万两。户部尚书周崇安跪在丹墀下解释了半天,说差额是因为去年北境雪灾额外拨了二十万两赈济银子、再加上西南平叛的军饷超支,都是正当开支,只是还没来得及销账。永和帝听完之后面无表情地说了句“正当开支?朕倒想看看哪些是正当的”,然后下令由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崇文——也就是周崇安的亲弟弟——牵头,会同户部、大理寺联合清查去年的国库收支。让周崇文的都察院去查周崇安的户部,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不过是做做样子,但皇帝开了口,样子就不能不做。太子在储位上冷眼看着,三皇子在府里养腿也冷眼看着,满朝文武各怀心思,谁也不知道这把火最终会烧到谁身上。
就是在这样一个春风不度、寒意未消的时节里,李恒誉开始了他的第二步棋。
正月二十那天,五皇子府来了一位客人。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张仲甫。韩松的安排做得极为妥帖——他先用五皇子府长史的名义给户部递了一份例行公函,说五皇子府明年的用度预算需要复核,恳请户部派一位精通钱粮核算的官员来协助。这份公函走得是正常程序,在户部值房里压了两天,然后被户部郎中随手批了个“可”,转到了福建清吏司。张仲甫就是福建清吏司的人,又是司里公认最精通钱粮核算的那一个,派他来合情合理,挑不出任何毛病。
张仲甫接到这个差事的时候,心里是有些犯嘀咕的。他在户部待了十一年,审核过的账目成千上万,从各省的赋税到各部的用度,什么账没见过。但五皇子府这种冷门皇子的府上用度,说实话在户部从来没被重视过——往年都是韩松那边自己报了数目上来,户部照例批了就是,从来没有人较过真。今天忽然要复核,而且点名要户部派人去府上核账,这事怎么看怎么有些不同寻常。
但他是下属,上司派了差,他只能来。
张仲甫在五皇子府前院的书房里坐了小半个时辰。李恒誉让韩松把府里明年的用度预算册子摊在桌上,又从户部借来的历年皇子府用度比对数据摆在旁边,一项一项地对着看。张仲甫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但核了几页账之后,职业习惯就上来了。他发现五皇子府的用度预算册做得极为精细——每一项开支都列得清清楚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经手人是谁、结余多少,一目了然。这在他见过的所有皇子府用度账册里是最规整的,比太子府的账册还规整。
“张主事觉得有什么不妥?”李恒誉翻着册子,随口问道。
“不敢,”张仲甫连忙欠身,“殿下的账册做得极其清楚,臣在户部十一年,见过各府报上来的用度账目不计其数,没有几家能做到这么清晰的。去年一年,殿下的府上用度只用了户部定额的七成,结余三成。”
“结余的三成,本宫让人送回了户部。”
张仲甫微微一愣。送回户部——这在大凉开国以来恐怕是头一遭。皇子府的用度向来是只嫌不够、没有嫌多的。有些皇子一年到头的用度不但分文不剩,到了年尾还要额外开口问户部再要。五皇子不但用了七成,还把结余的三成退了回去。这件事他隐隐约约听户部的同僚提过一嘴,但没人在意。户部的人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谁会关心一个冷门皇子退了多少钱。但现在张仲甫亲自坐在五皇子的书房里,亲眼看到账册上那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的进出,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殿下持身以正,臣佩服。”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不再是客套的恭维,而是多了一分真实的敬意。
李恒誉没有接这句话,而是翻到账册的最后一页,指着其中一项开支问了一句看似无关的话:“张主事在户部福建清吏司,管的是福建的钱粮奏销。福建去年遭了风灾,户部拨下去的赈灾银子,账面上是二十万两,实际到福建的有多少?”
张仲甫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这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户部拨下去的银子,账面上的数字和实际到地方的数字,从来都不是同一个数字。中间经过层层转拨、层层截留,到了地方上能剩下七成已经算好的。这种事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会说破。说破了,得罪的是整条利益链上的人。
“殿下问的这个……”张仲甫犹豫了一下,“臣不太方便说。”
李恒誉没有他,而是换了一个问题:“那本宫换个问法。福建去年的风灾,灾民实际领到的赈灾粮,够不够吃?”
张仲甫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说了实话:“不够。福建巡抚报上来的灾民人数是三万七千人,但实际受灾的人数至少翻一倍。拨下去的银子到了省里就少了两成,到了府里再少一成,到了县里又少一成,最后真正用来买粮的银子,不到账面上的五成。三万七千人的粮,要分给七万多人吃,一个人能吃到的,也就小半碗稀粥。”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入仕十一年,经办过无数次赈灾钱粮的核算,每一次看到那些被层层盘剥后剩下的可怜数字,都觉得口堵得慌。但他一个小小的正七品主事,什么都做不了。他的职责是核账,他只能核账。
李恒誉听完之后,没有评论。他把账册合上,推到一边,拿起桌上的茶壶,亲自给张仲甫续了一杯茶。茶汤澄黄透亮,香气清雅,是上好的顾渚紫笋,市面上本买不到——这是李恒誉生母德妃留下的最后一批存茶,每年只舍得喝几次。张仲甫看着那杯被续满的茶,略微有些不安,欠了欠身道了声谢。
“张主事,”李恒誉坐回椅子里,语气不急不缓,“你在户部十一年,经手过的账目成千上万。本宫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大凉的钱粮,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张仲甫端着那杯茶,沉默了很久。这个问题太大了,大到没有人敢正面回答。朝廷的钱粮问题,深蒂固,牵涉太广,不是他一个小小的主事能置喙的。但也许是因为那杯热茶,也许是因为这位五皇子从头到尾的态度不像是在盘问而像是在聊天,张仲甫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把憋了十一年的话说了出来。
“最大的问题,是没人敢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户部的账面上,每一笔都是平的。拨出去的银子,到了年底都有奏销册报回来,册子上写的数目和拨出去的数目,一分不差。但这些册子是假的——殿下知道,臣知道,户部的人都知道。为什么没人点破?因为点破了这个,就等于把整个朝廷的体面都戳穿了。太子的人不敢点破,因为东宫也有自己的人在这些账目里分食;周家的人不敢点破,因为周家自己就是最大的利益链之一。”
说到这里,他忽然收了声,意识到自己说多了。但话已经出了口,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茶杯,手心里出了一些冷汗。
李恒誉没有趁机继续追问,而是顺着他的话说了一个令他意外的选择:“那如果本宫说,本宫想查呢?”
张仲甫抬起头,看着这位年轻的皇子。那双浅淡近乎琥珀色的眼睛正平静地看着他,既没有激昂的许诺,也没有热切的拉拢,只有一种极为冷静的注视。张仲甫在户部待了十一年,见过各种各样的达官贵人——有的虚情假意,有的趾高气扬,有的目中无人。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注视。这不是在画饼,不是在许诺,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像是在说,今天天阴,明天可能会下雨。
“殿下,”张仲甫的声音比方才更低沉了些,“臣斗胆问一句——殿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李恒誉端着茶杯,沉默了一息。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不重,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钉在木板上。
“因为大凉的国库,不能再空了。”
他说完这句话,没有再多说什么。书房里安静了片刻,雨水顺着屋檐落下来,打在廊下的石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张仲甫端着那杯已经凉了的茶,手指微微收紧。李恒誉说的这句话,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煽情,却比任何话都更有分量。他在户部十一年,亲眼看着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账目一年比一年假,每一年的年终奏销都是一场遮人耳目的表演。满朝文武,包括他在内,所有人都在配合这场表演,没有人敢掀开那层遮羞布。而现在,一个十九岁的皇子,坐在他面前,用最平淡的语气告诉他——不能再空了。
张仲甫把茶杯放回桌上,站起身来,整了整衣袍,端端正正地跪了下去。他没有说“臣愿效劳”之类的话,只是跪在那里,额头触地,久久没有起身。
李恒誉伸手扶起他,说的不是“好”,也不是“起来吧”,而是一句很务实的话:“年后户部有一批去年的旧档要归档,你主动争取一下这个差事——不用做别的,把旧档里福建、山西、北境三镇的钱粮账目单独理出来,留一份备查。”
张仲甫微微一愣,然后郑重地点头。这个差事听起来枯燥乏味,档案归档——那种冷板凳上的冷差事,别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五皇子要的不是一纸空谈,而是实打实的数据。有了这些原始档案,再对照户部的年终奏销册,两边的差额一比对,证据就有了。
临别时,李恒誉让何安送张仲甫到侧门,吩咐了一句话:“张主事出府的事,不必对人提起。”
何安应了。他送走张仲甫之后回到书房,看到主子一个人坐在书案后,正拿着一张字条在看。字条上写的是一些零散的人名和数字,墨水是新研的,笔迹是裴渡那种极小而工整的字迹。
“殿下,”何安忍不住问,“张主事这边算是定了?”
李恒誉“嗯”了一声,把字条折好放进袖中。何安又问:“那下一个是刘郎中?”
李恒誉没有回答,只是端起茶杯,浅浅地啜了一口。他望着窗外尚未转暖的残冬景色,目光幽深而平静。下一个棋子该落在哪个位置,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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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墉果然上钩了。
二月初八那天,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墉散衙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绕道去了五皇子府。他听说五皇子最近在找人修订九边舆图,用的底本是永和初年刻印的老版本,错漏极多。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在兵部值房里画一份北境边防舆图,笔停在半空中,愣了好一会儿。
永和初年的老版本?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东西了,九边重镇的烽燧位置、粮道走向、水源分布,这四十年来不知道改了多少。用这种老版本做底本,等于是拿一张画错了的地图去走一条要命的山路。
他忍了好几天,最终还是没忍住。舆图是他的命子,他这辈子最不能忍的事就是看到舆图画错。当年他因为一份边境舆图的一个细节和兵部侍郎当面顶撞了三次,那个细节不过是一个已经废弃的烽燧在老版本上多标了半寸的位置——半寸在舆图上不过是几个毫米的误差,但在实际地形上就是好几里的偏差。兵部侍郎说“差不多就得了”,他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三次顶撞,换来的是六年没有升迁。
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改掉这个毛病。
他来到五皇子府门前的时候,何安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何安引他进了书房,李恒誉正坐在书案后,面前摊着的正是那套老版本《大凉九边舆图总览》——书页泛黄,边角微卷,有几页明显有虫蛀的痕迹。刘墉一进门,目光就粘在了那套舆图上,他顾不得行礼,快步走到书案前,低头看了一眼翻开的那一页,眉头立刻拧了起来。
“殿下,这一页画的是宣化镇的防务舆图,”他指着图上的一处标注,语气急得像是在救火,“这里标的烽燧数量是十二座,但宣化镇的烽燧在永和八年就已经增设到了十六座。新增的四座分布在阴山东段的峡谷入口处,位置极其关键。如果按这老图上画的十二座来布防,敌人一旦从那四座新烽燧的位置摸进来,后果不堪设想。”
李恒誉看着他急切的样子,心里微微动了一下。韩松的分析没错——刘墉这个人,不用去请,只要把一本画错了的舆图摆在他面前,他自己就会来。他对舆图的执着已经深到了骨子里,看到错漏就忍不住要纠正,这是他性格中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最容易触动的开关。
“刘郎中果然精通此道,”李恒誉站起来,语气自然而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请教意味,“本宫正愁没有懂行的人指点。刘郎中既然来了,不妨多坐一会儿,帮本宫看看这套舆图还有哪些错漏。”
刘墉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失态,连忙补了个礼。但刚直起身子,目光又被舆图上的另一个标注吸引住了,忍不住又凑了过去。
“这里的粮道标注也不对——阴山南麓这条粮道,老图上画的是沿着河谷走,但这条河谷在永和十二年被一场山洪冲毁了,后来改道从北麓绕行。两个路线的脚程差了两天,运粮损耗也完全不同。北麓绕行虽然远了些,但一路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粮队的安全系数比河谷高出不少。可北麓也有一个问题——秋冬季节风口极大,粮车如果不够结实,被风掀翻的事年年都有。”
那天下午,刘墉在李恒誉的书房里坐了整整两个时辰,把整套《大凉九边舆图总览》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指出的大小错漏不下四十处。有些是老版本刻印时就存在的错误,有些是四十年来地形和防务变化导致的过时信息。他不但指出了问题,还把每一处错漏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这座烽燧是什么时候增设的,那条粮道是什么时候改道的,这处水源是什么时候涸的。他的头脑里装着一整部活的大凉军事地理,比任何舆图都更准确、更详尽。
李恒誉坐在他对面,仔细听他讲每一个细节,间或问几个问题。他问的问题都极有针对性——不是“这里画得对不对”这种外行话,而是“宣化镇的十六座烽燧里,几座是常驻兵力的,几座是轮戍的?”“北麓粮道的运力能不能支持宣化镇全部驻军的口粮?”这种问题没有真正做过功课的人本问不出来。刘墉越说越觉得意外,他一直以为这位五皇子只是个闲散的冷门皇子,没想到他对北境边务的了解程度远超自己的预期,甚至比兵部的一些堂官还要扎实。
末了,李恒誉让何安取来一套新版的空白舆图纸,是苏州织造府特制的熟宣,纸质细密坚韧,比兵部用的舆图纸好了不止一个档次。他把图纸放在刘墉面前,说了句让刘墉心头一震的话。
“这四十多处错漏,刘郎中既然都看出来了,不如把它改过来。本宫这里有的是纸墨,刘郎中改完了,本宫让人送到国子监刻印坊去。等新舆图刻出来,九边重镇都发一份。”
刘墉捧着那叠舆图纸,手指微微发抖。他在兵部画了十年舆图,从来没有一位上官对他说过这种话。他说过的话被人当成耳旁风,他画过的舆图被人当成废纸堆在仓库里落灰,他指出的错漏被人当成找茬和固执。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他——你把它改过来,我拿去刻印,送到九边去。
从那一刻起,刘墉知道了自己该站在谁的棋盘上。
他离开五皇子府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长街上的青石板被早春的冷风吹得净净,夕阳从云缝里漏出一线金红色的光,照在远处皇城的琉璃瓦上,泛着冷冷的光泽。刘墉怀里抱着那叠舆图纸,走几步就忍不住伸手摸一摸,像是怕被风吹走了似的。他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叠纸小心翼翼地铺在书桌上,研墨提笔,开始重绘九边舆图。
那个晚上,他书房的灯亮了一整夜。
二月初十,太子李恒曜的禁足期满。
半个月的禁足,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半个月里太子虽然在东宫闭门思过,但他的人并没有闲着。陈敬忠在朝堂上替他周旋,东宫詹事府的属官们替他打理外务,太子妃的娘家替他维持着和后宫的联系。太子本人则在这半个月里把东宫的事务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哪些人可用,哪些人不可靠,哪些人需要在期满之后第一时间处理掉,他都一清二楚。
禁足期满的第一天,太子就出现在乾清宫的早朝上。他一身明黄朝服,头戴翼善冠,气度从容,姿态谦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向永和帝跪拜请罪,言辞恳切,声泪俱下。他说自己在禁足期间反复省思,深感做事不周、辜负圣恩,恳请父皇责罚,自己绝无怨言。
永和帝看了他一眼,说了句“知错能改便是”,便让他起身归班。太子的表演并不高明——至少在李恒誉看来是这样——但架不住满朝文武吃这一套。太子是储君,储君肯当众认错,那就是天大的面子。东宫的附庸们纷纷上前问候,拥着太子出了乾清门,一路说说笑笑,俨然是凯旋的架势。
三皇子李恒昭没有出现在早朝上。他还在府里养腿,太医说骨头愈合得不错,但至少要再过一个月才能下地行走。不过他的缺席并不意味着他的势力缺席——周崇安在早朝上就太子禁足期满一事一言不发,却在下朝之后给三皇子府送去了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没人知道,但当天下午,三皇子府上的新任长史冯谨就在户部街门外的茶肆里和一位锦衣卫的百户喝了一下午的茶。
与此同时,李恒誉正在城西的聚贤居酒楼里等人。
聚贤居是京城西城最大的一家酒楼,三进院子,临街的是散座,中间是雅座,最里面是独立的雅间。李恒誉坐的是最里面的雅间,名叫“听雪”,雅间的门是厚重的楠木门,墙里夹了铜板,隔音极好。桌上摆了四碟果、一壶上好的顾渚紫笋——这是德妃留下的那批存茶里最后的一小撮,李恒誉让何安提前送到了聚贤居的掌柜手里。
他今等的,是裴渡。
裴渡是在酉时三刻到的。他穿了一身茶馆跑堂的青布短衣,头发用一块旧头巾包着,脸上做了些微的易容——颧骨垫高了些,眉毛画粗了些,唇上贴了一抹稀疏的短髭。这一身打扮走在西城的街巷里,和任何一个茶馆伙计没有任何区别,他进酒楼的时候,掌柜的甚至把他当成了来送茶叶的杂役,差点没让进。
裴渡在雅间里坐下之后,李恒誉让何安守在门外。雅间里只剩下两个人,茶香在密闭的空气中慢慢扩散。
“霍东家那边有动静了,”裴渡开门见山,声音压得极低,混在窗外街市隐约传来的喧闹中几乎分辨不出来,“他打算开春后再走一趟北境,货还是茶叶和丝绸,路引是太原府重新签发的。这次他的目的地不是宣化镇,而是更西边的大同。随行的伙计里多了两个生面孔,是从山西新招的。我的人查过那两个伙计——其中一个人的来历是假的,路引是伪造的,姓名和籍贯本对不上。”
“假在哪里?”李恒誉问。
“路引上写的是平阳府的,但他说话的口音里有一个音——把‘吃’说成‘呲’,这不是平阳府的发音,是定襄一带的。定襄在太原以北,靠敕勒部的活动范围很近。一个定襄人为什么要冒充平阳府的人?而且他在霍东家面前自称是第一次走北境商队,但我让手下查了大同府过去半年的客栈入住记录——他的名字在大同府出现过三次,每次用的都是不同的路引。”
李恒誉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一个常年用假身份行走的人,背后绝不可能是单纯的商队伙计。
“霍东家应该是敕勒部安在大凉的一个关键中间人,”裴渡的声音又压低了几分,像是在耳语,“他利用商队做掩护,在各个军镇之间传递情报、安细作、破坏军械。上次提到的那三个军械库主事的暴毙,时间点都和他商队经过的时间吻合。这次他要去大同,我怀疑大同也有同样的问题。”
“霍东家认识你吗?”
“不认识。”
“他的两个假伙计呢?”
“也不认识。我在暗处,他们没有见过我的面。”
李恒誉点了点头,沉思片刻之后做出了决定。
“这次你跟他走一趟。”
裴渡目光一凝。他显然没想到李恒誉会让他亲自去。
“大同离京两千余里,往返一趟少则两个月。你不在京城的这段时间,周家和太子两边我都能应付,”李恒誉的语气平稳而坚定,“但霍东家这条线只有你最清楚,换别人去我不放心。你亲自走一趟,两件事——第一,查清楚大同的军械有没有被渗透。第二,霍东家在敕勒部的接头人是谁,最好能拿住活口。拿不住活的,也要搞清楚他的身份。我要的不是猜测,是证据。”
裴渡沉默了一息,然后点了下头。但他没有马上应下来,而是说了一句话:“我走之前,需要把京城里的几条线交接好。”
“交接给谁?”
“殿下这边,韩松能接我的一部分——孙伯安的蹲守、锦衣卫外围的眼线,这些韩松可以暂时管着。但纪纲那条线,殿下需要亲自盯着——至少在我回来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碰纪纲。其他人碰不了。”裴渡说到这里,微微顿了顿,又加了一句,“还有那个沈鹤年,殿下如果要让他参与孙伯安的事,在我走之前安排我和他见一面。我看了他改订过的屯田策——殿上前让人送来我那看过——做得确实精细,但里面涉及宣化镇马政的那一块,数据和我在宣化镇看到的有出入。不是他算得不对,是他用的数据是官方的数字,官方的数字本身就是做过手脚的。我需要当面告诉他,哪些数字能信,哪些不能。”
李恒誉看着裴渡,目光里多了一丝几不可察的赞许。裴渡主动提出要和沈鹤年见面,而且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他知道沈鹤年的屯田策需要准确的数据,而他手上有这些数据。这说明裴渡已经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的事,而不是仅仅当成李恒誉交代的一项任务。
“可以,”李恒誉道,“我会安排。”
裴渡喝了一口茶,然后站起身来。他的动作依然轻巧无声,但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步,回头看了李恒誉一眼。
“殿下,还有一件事。”
“说。”
“那个锦衣卫经历司的苏元朗,韩松应该已经查过了。这人可以用,但要小心用——锦衣卫的人,没有一个是被无缘无故晾在冷板凳上的。苏元朗坐了五年冷板凳,是因为他在北镇抚司里得罪过人,得罪的是个比他级别高得多的人。韩松那边或许还没查到这里——我也是这几天才从锦衣卫内部的一个线人嘴里挖出来的。这个人殿下现在动他,时机是对的,但分寸必须把握好——拉一把可以,推得太快反而害了他。”
“我知道。”李恒誉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裴渡没有再说什么,推开雅间的门,闪身而出。他刚走到回廊上,就看到楼梯口走上来一个人,这个人身材颀长,脚步沉稳,正和裴渡在狭窄的回廊上迎面相遇。两人同时停住脚步,目光在昏暗的廊灯下对上了。
沈鹤年今穿的是一件洗得净净的半旧青衫,外罩一件灰布棉袍,和之前那副寒酸的模样别无二致。裴渡穿的是一身茶馆跑堂的青布短衣,头上包着旧头巾,脸上还带着易容。两人在回廊上擦肩而过的瞬间,各自多看了对方一眼。
何安跟在沈鹤年身后,连忙低声介绍:“沈大人,这位是……裴先生。裴先生,这位是国子监沈大人。”
裴渡和沈鹤年同时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沈鹤年的目光在裴渡脸上停留了片刻,似乎在判断这个人的身份。裴渡的目光也扫过了沈鹤年手里提着的那个旧布包袱——包袱皮上沾着墨渍,看起来沉甸甸的,里面应该是书稿之类的东西。两人没有多说什么,裴渡转身下了楼,脚步声无声无息,沈鹤年则跟着何安进了雅间。
这是李恒誉麾下文武两大支柱的第一次见面,前后不过几息。
沈鹤年在李恒誉对面坐下,先把包袱放在桌上。他的额头上渗着一层细密的汗珠,显然是快步赶来的。何安替他倒了一杯茶,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略微平复了一下气息,然后开口道:“殿下,您让臣关注的三皇子伤势的事,臣从太医院那边打听到了些消息。”
李恒誉微微坐直了身子。
“三皇子的右腿骨折,太医院院正亲自诊治,确实没有性命之忧。但有一个问题——骨头虽然接上了,愈合情况却不太理想。太医院每隔三天去三皇子府换一次药,最近一次换药是前天,太医回来之后在太医院的值房档案里记了一笔,说断骨处愈合速度比预期慢了不少。臣通过国子监的同年,从太医院那边调阅了这份记录——当然,不是原件,是誊抄本,殿下放心,手续合规,走的是太医院和国子监之间的正常档案借调渠道。”
李恒誉微微颔首。沈鹤年做事就是这一点让他放心——他办事永远在制度框架内,从不出格,从不给人留把柄。即便是调阅太医院的机密档案,他也能找到合规的渠道。
“愈合慢的原因是什么?”
“太医记录上没说。但臣斗胆推测——三皇子在猎场受伤之后,是被临时抬回京城的。猎场的条件和太医院的条件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伤口在寒冷的环境中暴露了不短的时间,这种极寒条件下的开放性骨折,即便后来处理得再好,创口周围的经络和血脉多少也会有些损伤。再加上三皇子本身就不是那种安静养伤的性格——臣听说他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批阅公文、接见属官,有一回甚至把户部的人叫到病榻前议事。伤筋动骨一百天,他这样折腾,骨头自然愈合得慢。”沈鹤年说到这里,略微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最终还是说了出来,“如果愈合情况继续不理想,三皇子的右腿,很可能会留下永久性的跛足。”
跛足。这个字眼在沈鹤年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语气很轻,但落在雅间的静谧空气中,却像是一块石头砸进了水里。
李恒誉端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随即松开。他想起了冬狩那晚何安禀报消息时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断的哪条腿?”当时何安说右腿,他重复了一遍,没有说别的。但那时他心里就已经闪过了一个念头:一个跛了腿的皇子,不管母族势力多大,在那个位置上都是打了折扣的。
如今这个念头,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三哥他自己知道吗?”李恒誉问。
“太医院的人没有明着告诉他。但以太医院院正的谨慎,他一定会在三皇子面前把话说得尽量婉转——臣猜测,他会说‘殿下安心静养,三月可愈’,而不是直接告诉三皇子实情。太医们最擅长的就是把坏消息藏在一堆好消息里,让人抓不住把柄。不过三皇子不是蠢人,他自己应该能感觉到——骨头愈合得快还是慢,疼不疼,能不能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他最近情绪变得暴躁或者消沉,那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什么了。”
李恒誉没有再问下去。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的滋味在舌尖上缓缓化开。顾渚紫笋特有的清雅回甘,是德妃最喜欢的茶。他忽然想到,母亲还活着的时候,每年春天都会让人从江南捎一批新茶来。茶到了京城,往往已经过了采摘的最佳时节,但她从不介意,总是笑着说“能喝到家乡的味道就好”。
他把那个念头按下去,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情上。
“沈大人,”他放下茶杯,“你今晚回去之后,把十二策里涉及太仆寺马政的那一部分数据做一个修订。我知道你用的是官方档案里的数字,但官方的数字不可靠。你在修订的时候留出余地,过几天会有人给你提供更准确的数据。另外,你修订屯田策的时候要注意——屯田和水源的关系你写得很详尽,但马政这一块,和军械、边市的关系,你还得再推敲推敲。北境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屯田、马政、军械、边市,是一盘棋。”
沈鹤年目光微微一凝。他从李恒誉的话里捕捉到了几个关键信息:第一,有人会给他提供比官方档案更准确的数据;第二,这个人手上掌握着官面上查不到的东西;第三,过几天就能见到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方才在走廊上擦肩而过的那个穿跑堂短衣、目光幽深如井的人。他没有追问那个人是谁——他隐约猜到了一些,但他知道不该问的不能问。
“臣明白了,”沈鹤年郑重地点头,“回去之后立刻着手修订。”
接下来一个多时辰,沈鹤年把包袱里的手稿铺满了半张桌子,逐条向李恒誉汇报十二策的修订进展。改订版比原始版本更加翔实,每一条都附上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可行性推演。李恒誉一边听一边追问细节,追得极细——屯田选址的水源怎么保证?灌溉渠的走向会不会影响烽燧之间的联络?从屯田区到边镇的粮草转运路上会经过几个关卡?每个关卡的负责人是谁?能不能保证粮草不被截留?
每一个问题都直指要害,沈鹤年额头上的汗了一层又渗出一层。他不得不好几次停下来翻找手稿里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回答。这种感觉——被一个人这样追着问到本没办法糊弄——他在朝廷待了二十多年从来不曾经历过。但正是在这种近乎严苛的追问中,他意识到一个问题:五皇子不是在审阅一份策论,而是在为一份真正的、即将付诸实施的计划做准备。
两人在雅间里谈到戌时三刻,茶续了三次,手稿翻了好几遍。临走时李恒誉又叮嘱了一件事。
“年后你找个时间去一趟兵部职方司,找一个叫刘墉的郎中。他正在修订九边舆图,你的屯田策需要用到最新的舆图数据——地形、水源、粮道,这些都需要和舆图对照。你见到他的时候,可以和他聊一聊阴山南麓的地形——他知道一些舆图上画不出来的东西。”
沈鹤年把这个名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刘墉。他意识到,五皇子在拉拢的不只是他沈鹤年一个人。这个刘墉、刚才那个姓裴的、户部那边五皇子最近可能也在接触的什么人——这些人都是一个更大的棋盘上的棋子。他现在还看不到这张棋盘的全貌,但他相信,棋盘一定存在。
沈鹤年收拾好手稿,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顿了顿,回头看了一眼李恒誉。这位年轻的五皇子正独自坐在茶桌前,烛光从侧面打在他的脸上,一半明一半暗。十九岁的面容,冷静得不像十九岁。
沈鹤年没有说什么,无声地行了一礼,转身出了雅间。那个背影消失之后,李恒誉又在雅间里独自坐了片刻,让何安给他重新沏了一壶茶。水汽氤氲中,他把今晚得到的所有信息在心里过了一遍——三皇子的腿、裴渡的北境之行、沈鹤年的十二策、霍东家的大同路线、锦衣卫里的苏元朗。五条线,五种走向,五个需要时间去发酵的变量。
他没有急着下任何决定。茶凉之前,他已经把每一条线的后续步骤在心里排好了顺序。
他起身出了聚贤居,何安提着灯笼走在前面。早春的夜风依然寒冷,街道上行人稀少,只有远处打更的梆子声在空荡荡的街巷里回响。头顶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露出几颗寒星,冷冷地照着京城鳞次栉比的瓦檐。
何安走在前面,听到身后的主子在自言自语。声音极轻,被风一吹就散了,他只隐约捕捉到了几个字。
“……冰还没化。等冰化了,船才能下水。”
何安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他知道,主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和说“右腿”时一模一样——平淡、冷静、不带任何情感。那种语气像极了这乍暖还寒的早春天——表面波澜不兴,内里暗流汹涌。
他知道,主子在等。等冰化,等春暖,等所有人从各自的棋局里抬起头来,发现棋盘已经被人重新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