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陈广济就来敲林远的房门。
“小林，起了没？趁早走，中午之前能到坝上，要不然下午风大，路不好走。”他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沙哑而急促，带着坝上人特有的那种不拐弯的脆。门缝里透出一丝昏黄的灯光，是他手里提着的那盏马灯在晃，光影在走廊的墙壁上跳来跳去，像一只惊惶的飞蛾。
林远已经穿好衣服。他昨晚本就没怎么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前世今生的画面在打架——塞罕坝的风雪、窝棚里的煤油灯、陈广济递过来的那壶热水、柳梦璃在火车站转身时的背影。他索性起来把东西又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遗漏，才在床上靠了一会儿。此刻他背着一个挎包，挎包带子在前打了个结防止滑落，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和一壶水。他动作利落地打开门，脸上的表情清醒而平静，没有一丝刚被叫醒的迷糊，像是已经等了很久。
陈广济看了看他的行头，上下打量了一番，点点头，目光里有一丝赞许。他从胳膊下夹着的一团旧棉袄中抽出一件，二话不说扔给林远：“穿上，坝上冷。”
棉袄是黑色的粗布面，里子是陈旧的棉花，压得硬邦邦的，像一块铁板。棉袄已经有年头了，肘部磨得发白，领口有一圈深色的汗渍，散发着一股樟脑丸的味道，还夹杂着烟草和泥土的气息，那是陈广济身上的味道。林远二话不说套上，棉袄又大又厚，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棉被，袖子长出一截，得卷起来才能露出手。棉袄的分量不轻，少说也有四五斤，压得肩膀往下沉。但他没有嫌弃，反而觉得踏实——这分量，是塞罕坝给他的第一个拥抱，笨重、粗粝，但实实在在。
“走。”
两人出了招待所。招待所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陈广济手里的马灯照亮脚下的一方土地。空气清冷，带着凌晨特有的那种草木和露水混合的气息。远处的狗叫了一声，又停了，像是被什么惊了一下，又像是只是翻了个身。
陈广济已经雇好了一辆马车，车把式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姓李，大家都叫他老刘头。老刘头是个瘦高的老头，背微微有些驼，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双眼睛却亮得很，像是两颗被风沙打磨了半辈子的黑石头。他蹲在车辕上抽旱烟，烟锅里的火星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萤火虫在呼吸。他是围场县城有名的赶车把式，对这一带的路熟得很，闭着眼睛都能走。他话不多，但每一句都砸在地上能砸出坑来。
马车是那种最原始的胶皮轱辘大车，轱辘是木头的，外面包了一层磨得发亮的旧轮胎皮。车厢里铺着草，草是今年的新草，还带着一股秋天的香味，上面盖着一块油布，油布上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补丁，花花绿绿的，像百衲衣。陈广济把一个大包袱扔上车，包袱沉甸甸的，砸在草上发出一声闷响，里面装的是工具和一些粮。他对林远说：“路上颠，你坐稳当点，别被甩下去。”
林远爬上车，坐在草上。草很软，但不太厚，坐下去就能感觉到下面硬邦邦的车底板。陈广济在他旁边坐下，把马灯挂在车辕上。老刘头甩了个响鞭，鞭梢在空中炸开，啪的一声脆响，像过年放的小鞭炮。马打了个响鼻，鼻孔里喷出两股白气，四蹄刨了刨地，马车吱吱呀呀地启动了。那声音很古老，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木头和铁件摩擦的声音、轱辘碾过砂石的声音、马的蹄声，混在一起，像一首粗犷的塞北民谣。
从围场县城到塞罕坝，大约有六十公里，全是山路和土路。马车走一趟，正常要五六个小时，遇上路不好走，七八个小时也到不了。老刘头说这条路他走了二十多年，哪块石头松动、哪个坡陡、哪个弯急，闭着眼睛都知道。马也认识路，不用吆喝，自己就知道往哪儿走。
车子出了县城，一路向北。
刚开始的路还算好走，是那种压实的土路，虽然坑坑洼洼，但至少能看出路的痕迹。两边的房屋渐渐稀疏，从成片的民居变成零星的土坯房，从土坯房变成偶尔的窝棚。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后，路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两边的农田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砂石地和低矮的灌木丛——沙棘、锦鸡儿、小叶锦鸡儿，一丛一丛地趴在沙地上，灰扑扑的，像是大地上长出的瘌痢头。这些灌木矮得可怜，最高的也不过膝盖，枝条被风吹得向一个方向倾斜，像是被梳子梳过一样，那是塞罕坝的风给它们做的造型。
天色渐渐亮了。东方的天际先是露出一抹鱼肚白，像一条细细的白线横在天地之间。白线慢慢变宽，颜色从白变成淡红，又从淡红变成橘红。然后，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了——先是一个红彤彤的圆弧，像一牙被咬了一口的烧饼，然后半圆，然后整圆。千万道金光从东边倾泻下来，把整个荒原染成金黄色的，沙地变成了金色的地毯，灌木丛变成了金色的雕塑，连空气都变成了金色的薄雾。那景色壮丽得让人想哭，但林远没有哭，他只是眯着眼睛看着那轮太阳，看着它一点点升高，看着它的光芒一点点覆盖这片沉睡的土地。
林远看着这一幕，忽然有些恍惚。
前世今生，他看过无数次塞罕坝的出，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心境下。年轻时看出，满心都是豪情壮志——新的一天开始了，又可以种很多树了。中年时看出，满心都是责任和压力——今天还有多少活要，还有多少问题要解决。老年时看出，满心都是平静和满足——又看到了一个出，又能多陪这片林子一天。可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让他觉得那轮太阳是专门为他升起来的，像是在欢迎他，又像是在考验他。
这片土地，他太熟悉了。不是书本上的熟悉，不是地图上的熟悉，是刻进骨头里的熟悉。前世的他，在这片土地上走过无数次。春天走过，看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看小草从沙地里探出脑袋。夏天走过，看绿意盎然、百花盛开，看金莲花、枝梅、野罂粟把草原染成五彩的调色盘。秋天走过，看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看落叶松的针叶变成金黄色，像一条金色的河流在山间流淌。冬天走过，看白雪皑皑、天地一色，看松树在风雪中挺立，像一个个披着白袍的战士。
他知道哪座山上有泉水——那座山叫大光顶子，山脚下有一眼泉，水是甜的，即使在最旱的年份也从未涸。他知道哪条沟里能避风——那条沟叫老虎沟，东西走向的，北风从沟口灌进来，到了沟底就被山势挡住了，那里是冬天作业时最好的避风港。他知道哪片坡地适合种落叶松——阴坡、半阴坡，土壤深厚、排水良好，落叶松在那里能长得像旗杆一样直。哪片洼地容易积水——那些碟形的、锅底状的洼地，春天积雪融化后水排不出去，苗子泡在水里，用不了多久就会烂，种多少死多少。
可现在，一切都还是原生态的模样。那些路还没有被踩出来，那些苗圃还没有开垦出来，那些林子还没有种下去。一切都还是最初的、最原始的、最荒凉的样子。荒凉，辽阔，沉默。像一张白纸，等着他来画第一笔。
“小林，你看——”陈广济忽然抬手指向前方。
林远顺着他的手看过去，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灰黄色的山脊线，绵延起伏，像一头巨大的沉睡的野兽横卧在天边。那野兽的脊背起起伏伏，最高处有云雾缭绕，低处则着光秃秃的岩石和沙土。在晨光的映照下，那道山脊线泛着一种苍凉的金色，既壮丽又荒芜，既雄伟又孤独。
那是塞罕坝！
前世今生，他第二次见它。不，对现在的他来说是第一次——第一次以这个二十二岁的身体站在这里，第一次用这双年轻的眼睛凝视那道山脊线。但那心跳，那呼吸，那从腔里涌上来的热流，是六十年不曾改变过的。
“那边就是坝上了。”陈广济说，声音里带着一种老人才有的苍凉和深沉，像是在说一件很遥远的事，“看着近，走起来还得两三个小时。坝上海拔高，一千五六百米，比咱们县城高出一大截。过了那个山口——”他指了指远处一个山坳，那里像是被巨斧劈开的一道缺口，能看到后面更蓝的天，“就算是上坝了。上了坝，你就知道什么叫风了。县城的风跟坝上的风比起来，就像小孩吹蜡烛。”
马车继续前进。道路变得越来越陡，越来越窄，两边的植被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看不见草了，只有光秃秃的沙地和砾石。那些砾石大小不一，有拳头大的，有鸡蛋大的，有指甲盖大的，铺在地上像一条灰白色的河流。
风渐渐大了起来。
起初只是微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像有人拿了一把凉水在给你洗脸。可随着马车不断爬升，风力越来越强，到后来已经变成了呼啸的大风，呜呜地吹着，像有什么东西在空中嚎叫，也许是狼，也许是风自己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从远处来，到近处去，一波接一波，永不停歇，鬼哭狼嚎一样，让人汗毛倒竖。
沙子被风卷起来，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林远眯着眼睛，把棉袄的领子竖起来，挡住半张脸。领子上的樟脑丸味道更浓了，呛得他鼻子发酸，但他没有放下。棉絮从领子上的破洞里钻出来，白花花的，像冬天的雪。陈广济早就用一条围巾把整个脸都裹住了，只露出两只眼睛，像人一样。那围巾是灰色的，毛线的，已经起球了，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老刘头却像没事人一样，稳稳地坐在车辕上，手里的鞭子偶尔甩一下，嘴里吆喝几声。他是坝下人，年轻时赶着马车上坝拉过石头、运过煤，对这种风早就习以为常了。风吹他的时候，他连眼睛都不眨，任由风沙打在脸上，像打在石头上一样。他甚至还哼起了小曲，调子很古老，词听不太清，像是在唱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怎么样，受得了吗？”陈广济隔着围巾闷声问，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信号不好时的杂音。
“还行。”林远说。他的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还没出口就被撕碎了，也不知道陈广济听没听见。他不再说话，把脸埋进棉袄领子里，只管坐稳。
“这才哪到哪，等上了坝，风至少比这儿大两倍。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风吹石头跑，四季如冬了’。”陈广济的声音从围巾后面传来，带着一种过来人的从容。
马车终于爬上了那道山脊。
林远眼前一亮。
那是一种猝不及防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亮。不是灯光的亮，不是阳光的亮，而是一种“天地突然打开了”的亮。空间在一瞬间被无限放大——天更高了，地更远了，视野更开阔了。那种辽阔，不是站在平原上往四周看的那种辽阔，而是站在高处往下看的那种辽阔——俯视的、俯瞰的、君临天下的辽阔。
山脊的另一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是他前世无比熟悉，今生初次见面的——塞罕坝。
视野极其开阔，天空极其高远，大地极其辽阔。极目远眺，天与地交接成一条长长的直线，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阻隔。天地之间一无所有，只有风，只有沙，只有荒凉。那种荒凉不是寂静的荒凉，而是喧嚣的荒凉——风在吼，沙在飞，天在转，地在动，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在咆哮，但除了这些，什么都没有。
森林？没有。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只有远处偶尔冒出来的几丛矮得可怜的灌木。
草地？没有。地面覆盖的不是草，是砾石、沙土和枯死的灌木。
河流？没有。河床是的，裂开的，像一张张渴到极致的大嘴，朝天空张着，等待着永远不会降临的雨水。
只有一望无际的黄沙和砾石，以及偶尔冒出来的几丛低矮的沙棘和锦鸡儿，灰扑扑的，蔫巴巴的，像是大地上长出的疮疤，丑陋而倔强地趴在那里，证明这片土地还没有完全死去。
这就是一九五六年的塞罕坝。
“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林远喃喃自语，声音很轻，像是一声叹息。
“什么？”陈广济没听清。
“没什么。”林远摇摇头，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双脚踩在沙土地上，沙地很软，脚陷下去一小截。他蹲下身，用手抓起一把沙子，让它们在指缝间缓缓漏下。沙子是灰黄色的，很细，很，从指缝间漏下去的时候，被风吹散，像烟一样飘走了。他把手指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什么味道都没有，没有泥土的芬芳，没有腐殖质的醇厚，只有一种燥的、空洞的、死亡般的气息。
这就是他要用一生去改变的土地。
前世他用了一辈子，把这片黄沙变成了绿海。这一世，他要再来一次。不是重复，是超越。
马车继续前行，又走了大约一个小时，终于到了陈广济的试验林地。
这是一片位于坝上东南方向的缓坡，坡面朝南，按理说光照充足，是好地方。面积大约有十几亩，对于一个县级林场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一片试验地了。可远远看去，那片坡地上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树苗，大部分只有膝盖高，像幼儿园的小朋友站在一群大人中间，矮小而孤单。有的已经枯死了，枯的枝条在风中瑟瑟发抖，发出细碎的、令人不安的声响，像骨头在碰撞。
林远走过去，一株一株地查看。
这是落叶松苗，大约两年生，从承德那边调运过来的。苗子的高度参差不齐，高的有五六十公分，矮的才十几公分。但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大部分都不精神——针叶发黄、卷曲，有的已经枯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茎秆像一筷子在地上。他用手轻轻一碰，那些发黄的针叶就簌簌地往下掉，像秋天的落叶。有些苗子看起来还绿着，但当他轻轻摇动茎秆的时候，发现系是松的——这意味着，这株苗子本没有扎下，它只是暂时“站”在那里，像一在地上的筷子，随时都会倒下。
“这批苗子是今年春天种的，一共一千二百株。”陈广济走过来，蹲在林远旁边，语气里带着深深的无奈和疲惫，“种下去的时候还好好的，绿油油的，看着挺精神。过了一个多月就开始发黄，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黄，从叶尖开始，慢慢往叶柄蔓延。然后就枯死了，一棵接一棵，像有人在排队。到现在活下来的，不到二百株。”他伸出手，指着那片枯死的林子，手指在微微发抖，“你看那边，那一排，上个月还活着，这个月全死了。那一排也是。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我都按规程做的。”
林远蹲下身，刨开一株枯死苗子周围的土。土是的，很，用手一捏就碎了，像面粉一样。他刨得很小心，一层一层地刨，像考古学家在发掘文物。当苗子的系完全暴露出来的时候，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系的状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主倒是扎下去了，大概有十几公分深，说明苗子确实努力过，尝试过在这片土地上扎。但侧和须几乎没有发育——正常的苗子应该有密密麻麻的须，像老人的胡须一样，可这株苗子的须稀稀拉拉的，只有可怜巴巴的几，而且都是黑褐色的，失去了活力。侧发育不良，须稀少，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自然极弱。土壤墒情也不好，表层是土，下面就是砂石层，一锹下去，叮叮当当的，全是石头。砂石层不透水，水浇下去就流走了，本存不住，系能吸收到的水分少得可怜。
“陈工，种之前苗子怎么处理的？”林远问。
“泡水，泡了一天一夜。”陈广济说，“都说外地调来的苗子路上失水，得泡透了再种。我就找了个大桶，把苗子放进去泡着，泡了一整天。种的时候也浇了定水，每一株都浇了两瓢，够多了吧？可就是活不了。再怎么浇，它都是个死。”
林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把那些沾在掌心的沙土拍掉。他的表情平静，但眼神里有光，那光是发现了问题源之后才会有的笃定和从容：“不是泡水的问题，是苗子本身的问题。这批苗子是在承德那边育的，承德的气候比咱们这边温暖湿润，年均气温比这边高好几度，降水量也多。苗子在那边出生、长大，适应的是那边的气候条件。突然到了咱们这边——气温骤降，风沙骤增，空气骤——它适应不了。就像一个人从南方到了北方，会水土不服一样。苗子也会水土不服，而且苗子的适应能力比人差多了。再加上路上运输颠簸，少说也要两三天，系受损严重，吸收水分的能力大打折扣。种下去之后，即使浇了水，系也吸收不了多少，大部分水分都从叶片蒸发出去了。入不敷出，不死才怪。”
这个分析，比陈广济自己想的要深入得多。他只知道苗子死了，却不知道为什么死。他以为是浇水不够，就多浇；以为是风太大了，就多挡风。可林远告诉他——这些都不是本问题。本问题是苗子本身就不行。是从子上就不行，不是你后期怎么浇水、怎么挡风能挽救的。
“那怎么办？”陈广济皱眉，眉头拧成一个深深的川字，额头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旱的土地，“不调苗子，咱们自己又没有苗子。自己育又育不出来。总不能光着膀子种树吧？总不能等着老天爷下雨长树吧？”
林远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来，在原地走了几步，靴子踩在沙土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又放下，再吹起来，再放下。他的大脑在飞速转动，像一台精密的计算机在运算。前世的经验、今生的条件、现实的可能、技术的可行性，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需要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合理的判断。这个判断，放在前世，他需要犹豫吗？不需要。因为这些路，他都走过。那些弯路、死路、断头路，他都在前世走过一遍了。现在他只需要选择那条最正确的路。
他蹲下身，在沙土地上画了一个示意图。用一树枝当笔，在沙地上画了几个圈和几条线，标出了苗圃的位置、方向、尺寸和保护措施。他画得很认真，线条虽然简陋，但比例和方位都准确。每一条线都有它的含义，每一个圈都有它的用途。
“陈工，我有个想法，想跟您探讨探讨。”林远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其中一页。那是他昨晚在招待所写好的，字迹工整，思路清晰，每一个要点都列得清清楚楚。他把笔记本递给陈广济，“咱们能不能在坝上找一个地势较高、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地方，开一块苗圃地？不用太大，先搞个几亩试试水。播种前先深翻土地，把下面的砂石层挖出来，换上好土，至少换三十公分。施足底肥，有机肥、农家肥都行，把地力养起来。然后搭一个简易的育苗棚——不用太复杂，就用木桩和芦苇席子搭个简易的棚子，上面盖上草帘子，既能遮阳又能保温，还能挡住一部分风沙。等苗子长出来之后再慢慢揭掉草帘子，让苗子逐渐适应外面的环境。这个叫‘全光育苗’，虽然是在露天条件下育苗，但前期通过遮盖物营造一个小环境，等苗子长壮了再撤掉遮盖物，让它接受自然环境的考验。这样育出来的苗子，抗逆性强，适应性好。”
陈广济皱着眉头看着林远的笔记，半天没说话。
他不是不理解林远说的这些——说实话，这些想法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很朴素的常识。他了八年林业，虽然理论水平不高，但实践经验丰富。林远说的那些东西，他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理——苗子真的不能从外地调，必须自己育；育苗真的需要保护，不能完全露天。但问题是，他从来没想到过！这就是差距——不是经验多少的差距，是思维方式、思路格局的问题。他习惯了一条路走到黑，林远习惯了一边走一边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路”。
“小林，你说的这些，是书上写的？”
林远迟疑了一瞬。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如果说是书上写的，那是撒谎，因为没有任何一本教材上写过“高寒地区全光育苗技术”——这个技术在前世是塞罕坝人自己摸索出来的，没有现成的理论。如果说是自己想的，又显得太“天才”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从来没上过坝，就能想出这么一套成熟的技术方案，谁信？
他选择了一个模糊的回答：“一部分是，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在学校的时候看过一些国外关于高寒地区育苗的资料，苏联在这方面有些经验。我参考了他们的思路，结合咱们这边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调整和优化。”
这个回答半真半假，但足以糊弄过去了。苏联——那是当时最好的挡箭牌，谁也不能去苏联查证。
陈广济又沉默了一会儿。他抽出一支烟点上，深吸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很快被风吹散了。他吸了两口，把烟掐灭在鞋底上，抬起头看着林远，目光里有审视，有犹豫，也有一丝期待：“你有把握吗？”
这四个字，重如千钧。这是在问一个年轻人的方案能不能成功，也是在问一个老技术员要不要把自己的经验和声誉押在这个年轻人身上。
“不敢说百分之百，但我觉得值得一试。”林远看着他的眼睛，目光坦然而坚定，没有闪烁，没有躲藏，“陈工，我在坝上待的时间没有您长，实践经验没有您丰富。但我在学校里学了四年理论，看了很多国内外的资料。我觉得现在的关键不是‘能不能成功’，而是‘敢不敢尝试’。如果不尝试，再过十年，我们还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苗子从外地调，死了再调，调了再死，永远在原地打转。如果尝试了，成功了，我们就找到了出路；失败了，损失也不过几亩地、几斤种子。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
陈广济又沉默了。这一回沉默的时间更长，像是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风在他们身边呼啸，沙在他们脚下翻滚，远处的山脊在阳光下泛着苍凉的金色，一切都没有变，一切都在等待。
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需要什么东西？你说。”
林远在笔记本上飞速列了个清单，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可辨：木桩、芦苇席子、草帘子、麻绳、铁钉、镐头、铁锹、水桶、喷壶、温度计、湿度计……他写得很快，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秋天的落叶被风吹过地面。这些物资，有些当地就能解决，有些需要从县城采购，有些可能需要从外地调运。但不管怎样，都有了着落。
陈广济看了看清单，点点头。他的目光在清单上停留了好几秒，像是在掂量这些东西的价值，更像是在掂量这个年轻人的分量：“这些东西都不难弄。芦苇席子和草帘子找附近的村子定做，他们都会编。木桩和铁钉到县城买，五金的杂货铺就有。问题是——你有时间吗？你才刚来，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要上坝种树？要不要先在局里熟悉熟悉情况，看看文件，认识认识同事？”
“我就是来种树的。”林远说。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挎包里，站起来，看着陈广济的眼睛。他的目光清澈而坚定，像是塞罕坝冬天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陈广济看着这个年轻人，眼神复杂。
他了八年的林业，见过太多人来人往。有人来了，待了几个月就走了，说“这地方不是人待的”——那些人是城里来的学生，受不了苦。有人来了，待了一年半载也走了，说“种树这事不成”——那些人是看透了，觉得没有希望，不如趁早调走。还有人来了，连坝都没上就跑了——听别人说坝上苦，连试试都不敢。人来人往，像走马灯一样，留不住人，更留不住心。
可这个年轻人，来的第二天就要上坝，就要育苗，就要种树。他甚至还没正式报到——关系还没转，手续还没办，连宿舍都还没分配。他就这么急？这片土地就这么值得他扑上去？是什么在驱使他？是一个年轻人对理想的执着，还是一个傻子对不可能的事物的痴迷？
他不知道。但他想赌一把。赌这个年轻人不一样，赌他说的那些话不是空话，赌他能在塞罕坝种活树。
“行。”陈广济拍了拍林远的肩膀，那手掌厚实、有力，拍在肩上有些疼，但林远没有躲。这是一种信任的传递，也是一种责任的交付。“明天我就去张罗材料。你写个详细的方案，把工序、标准、时间节点都写清楚。咱们了。种不活，我跟你一起挨批；种活了，功劳是你的。”
当天下午，陈广济带着林远在坝上转了一圈，大致看了一遍周围的地形地貌和植被分布情况。
塞罕坝的地形以丘陵和台地为主，海拔在一千四百米到一千八百米之间，地势起伏不大，视野开阔。这种地形，站在高处举目四望，视野极好，但代价是什么都藏不住——风来了，你无处可躲；沙来了，你无处可藏。土壤以沙土和沙壤土为主，土层较薄，薄的只有十几公分，下面就是砂石层和岩石层。土壤有机质含量低，颜色发灰发白，没有那种黑黝黝的肥力感。地下水位低，打井困难，打到三四十米都不一定能见水，人畜饮水都得靠融化的雪水和积存的雨水。
“这边最缺水。”陈广济指着一条涸的河沟说。那河沟有七八米宽，两岸是陡峭的沙壁，河床是的，裂开的，像一张龟裂的嘴唇。“夏天的时候，山上融化的雪水能汇成一条小河，但到了七八月份就了，一滴都不剩。冬天更别提，全是冰。你要打水，得凿开冰层，下面才有水。”
“没有泉水吗？”林远问。
“有几眼，在北边，靠近内蒙那边。但水量小，不够用。而且要骑马过去，来回大半天。”
林远在心里默默记下这些信息。前世的经验告诉他，塞罕坝地区地下水资源并不贫乏，只是埋藏较深，需要打深井。但那需要专业的地质勘探和钻井设备，现在这个年代，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现阶段，只能靠地表水。可地表水又不够用，这就是一个死结——要种树需要水，要水需要打井，打井需要设备和技术，而这些都没有。
走到一处背阴的山坡时，林远停下来，蹲下身查看地面。
这里的土壤颜色和别处不太一样。别处是灰白色的沙土，这里却是深褐色的，颜色更深，湿度也更大一些，不那么。地面上长着几丛沙棘和锦鸡儿，虽然不高，但比别处的茂盛一些，叶子更绿，枝条更密。这说明这里的土壤墒情比别处好——因为地势低，又是阴坡，蒸发量小，水分不容易跑掉。
“这边地势低，又有阴坡，蒸发量小，墒情应该不错。”林远说，用手挖了一小撮土，放在手心里搓了搓。土壤湿润、松软，能搓成条，不像别处的沙一捏就散。“陈工，您觉得这里做苗圃地怎么样？”
陈广济走过去看了看，蹲下身也抓了一把土，在手心里捏了捏，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他种了八年树，对土壤的判断力还是有的。他点了点头，说：“确实比别处强。阴坡虽然照时间短，但蒸发量小，保墒。行，就这吧。就这块地了。”
两人在地上了个木桩，做了个标记。木桩是一树枝，削尖了一头，进土里，露出的部分绑了红布条，在风中飘啊飘的。
林远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已经偏西了，天边开始泛起橘红色的晚霞，一层一层的，像水墨画里的山峦。傍晚的风比白天更大了，沙子打在脸上噼啪作响，吹得人站都站不稳。他的脚在沙地里陷得更深了，每一步都要用更大的力气才能。他的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一面旗帜。
“该回去了，再不走天就黑了。”陈广济说，“夜路不好走，这路上坑坑洼洼的，一不小心车就翻了。”
林远有些不舍，但还是跟着陈广济走了。他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片荒原。夕阳的余晖洒在沙地上，整个世界都是金黄色的，沙子变成了金色的河流，灌木变成了金色的雕塑，远处的山脊变成了金色的城墙。美得让人心碎，也荒凉得让人心碎。
他在心里对着那片荒原说了一句话。不是“我来了”，因为那个已经说过了。他说的是一句更远、更重、更沉的话。
“我还会再来的。”
不是明天，不是后天，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