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语气轻飘飘的：“对了，你这个月的绩效，我看也不用评了，直接扣光吧。”
办公室的门重重关上。
我站在原地，指甲几乎要把报表纸抠破。
绩效扣光，意味着这个月工资要少掉一千二的绩效奖金。
房租都快要交不起了，再扣这一千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慢慢坐下来，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表格，深吸了一口气。
眼眶有点热，但我不想哭。
哭了也没用，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眼泪不会帮我交房租，不会帮我对付王蓉。
这是我在这家公司待的第三百七十二天。
从入职第一天起，王蓉就没给过我好脸色。
面试那天她就不在，是人事主管和副总面的我。
等我正式入职报到，王蓉看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招了一个本科生？我们部门不是说要找有经验的吗？”
后来我才从同事那里听说，王蓉原本想把自己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塞进这个岗位，被我“截胡”了。
她心里一直膈应着这件事，所以看我怎么都不顺眼。
脏活累活全是我的。
部门所有人的快递收发、会议室预定、客户接待、报销单贴票、PPT美化，甚至包括帮王蓉取外卖、帮她去洗衣店拿洗的衣服——这些不在我的岗位职责范围内，但我不敢拒绝。
不是没试过拒绝。
2
上个月，王蓉让我帮她整理一份私人房产的资料，说是“顺手帮个忙”。
我犹豫了一下，说“王经理，这个可能不太方便，要不您问问行政部的其他同事？”
她当时笑了笑，没说别的。
但从那天起，我的工作量翻了一倍。
正常的下班时间从六点半变成了八点半，后来又变成了九点、十点。
我交上去的报告永远“有问题”，数据永远“需要再核对”，格式永远“不够规范”。
我成了整个部门的出气筒。
谁都可以使唤我，谁都可以批评我，谁都可以在我面前摆脸色。
而王蓉就像一只猫，慢慢地看着我这只老鼠挣扎，偶尔伸爪子拨弄一下，享受那种掌控感。
我没背景。
没家世。
性格不软，但我真的不敢硬。
家里有一个整酗酒的父亲，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母亲在我七岁那年就走了，嫌弃家里穷，嫌弃父亲没出息，跟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男人跑了，再也没有回来过，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我和父亲在老城区一栋没有电梯的破旧居民楼里住了十几年。
房子是爷爷留下的，六楼，顶楼，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墙皮脱落，水管生锈，厨房的窗户关不严实，下雨天往里渗水。
父亲叫苏建明，五十二岁，看上去却像六十五。
头发白了一半，脸上沟壑纵横，常年不修理的胡茬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他以前在街道办的一个小厂做技术工，厂子倒闭后就再也没正式工作过。
打零工、搬货、看大门——什么都过，但都不长。
后来索性不了，整泡在楼下的小酒馆里，喝最便宜的白酒，和一帮同样无所事事的老头吹牛、打牌、混子。
我上大学那年，学费是助学贷款，生活费靠自己打工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