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房子——”他明显吃了一惊，“你什么时候买的？”
“跟你没关系。说正事。”
他把水果放在茶几上，在沙发上坐下来。
“念念，关于那篇报道，是我做得不对。我不应该让记者——”
“还有呢？”
“但周瑶真的需要帮助。她的病情在恶化。王建国说——”
“陆衍，”我坐在他对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觉得我跟周瑶能配型成功？”
他愣了一下。
“骨髓配型不是随便就能配上的。通常只有亲属之间才有较高的匹配概率。我跟周瑶不是亲属。你凭什么认为我能配上？”
“我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试试？你费了这么大力气，找记者、搞舆论，就是为了让我’试试’？”
他低下了头。
“谁告诉你我能配上的？”
沉默。
“陆衍。”
“是周瑶的母亲。”
“周瑶不是说她父母都不在了吗？”
他的表情僵了一瞬间。
“她母亲……她母亲前几年联系过她。具体的她没跟我说太多。但她母亲说——”
“说什么？”
“说你们之间有血缘关系。”
房间里安静了整整十秒。
“什么血缘关系？”
“我不知道。她没细说。念念，我——”
“回去吧。”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
“念念——”
“你回去问周瑶，让她把话说清楚。什么血缘关系，怎么来的，谁是谁。说清楚了再来找我。”
他站在门口看了我几秒钟，像是想说什么，最终还是走了。
门关上。
在门上，闭上眼睛。
血缘关系。
我和周瑶。
我拿起手机给林姐发了一条消息。
“周瑶的父亲周国良。不是查他的生意。查他的家庭。三十年前的。”
两秒后林姐回复。
“苏总，您是怀疑——”
“什么都有可能。先查。”
放下手机，我走到窗边。
63层的夜景依然壮观。但我忽然觉得，这座城市藏着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第二天，网上的舆论又升级了。
一个有两百万粉丝的大V转发了周瑶的动态，配文写着：“在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最亲近的人选择袖手旁观。这不是什么骨髓配型的问题，这是人性的拷问。”
私信开始涌进我的私人社交账号。
“你就是那个不肯捐骨髓的人吧？”
“你晚上睡得着吗？”
“人犯。”
我一条都没回。
上午十点，林姐来了电话。
“苏总，查到了。”
“说。”
“周国良，1965年生，南方人。八十年代末到北城做生意，跟苏家大房的苏建国合伙开了一家贸易公司。生意做了三年散伙了。”
“然后呢？”
“关键在这里。周国良在北城做生意期间，跟一个女人有过关系。那个女人……是你母亲在纺织厂的同事。”
“我妈的同事？那不就是周瑶家的——”
“不是。”林姐的声音压得很低，“苏总，那个女人不是周瑶的妈妈。那个女人叫张秀兰。”
我的手指发紧。
张秀兰。
那是我妈妈的名字。
“你说什么？”
“苏总，我反复确认了三遍。八十年代末，周国良跟您母亲有过一段关系。时间很短，大概几个月。之后周国良离开北城回了南方，跟周瑶的母亲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