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三年前的夏天，我从省政法大学毕业。
学位证书拿到手那天，银行卡余额三百二十六块七毛。
我站在学校门口的ATM机前看了很久那个数字。
手机响了，是医院打来的。
“苏念是吧？你的住院押金不够了，请尽快补缴，不然后天的手术安排不了。”
我说好。
挂了电话，蹲在ATM机旁边没动。
六月的太阳毒得要命，柏油路面烫脚。
手术费加后续治疗，至少要十五万。
我从大三开始打工攒钱，家教、服务员、翻译、文案代写。四年攒了不到四万。
大四那年查出肿瘤，四万块三天就花完了。
我没有父母。
准确地说，有，但跟没有一样。
我爸在我七岁那年跑了，我妈改嫁到外省，电话号码换了三次，最后一次是我高考那年打过去的，对面一个男人接的，说你打错了。
把我拉扯大。
七十三岁的老太太，种了一辈子地，膝盖变形得走不了远路，现在又躺在肿瘤科的病床上等我交钱。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翻手机通讯录。
能借的都借了。
同学们自己也刚毕业，有的还在还助学贷款，最大方的那个转了我两千块，说”只有这么多了，别嫌少”。
我没嫌。
我嫌的是我自己。
那天我去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暑假了，没人。
第二个是人才市场。投了八份简历，有回音的两家，一家月薪三千五，押一付三，光租房就得花掉两个月工资。另一家在郊区，包住，但要等半个月才能入职。
我等不了半个月。
第三个地方，是程砚舟的办公室。
不是我主动去的。
我大学四年的里，有一份是给他公司做法务文件翻译。英译中，一份八百块，活不多，一个月最多接两份。
接活都是线上，我没见过他。
他的助理那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程总看了我之前翻的几份合同，觉得质量不错。公司最近有个大需要法务翻译，问我毕业了有没有兴趣来坐班。
月薪一万二。
我去了。
程砚舟的公司在市中心写字楼的三十七层。
助理把我带进他办公室。
他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桌后面，正在打电话，看见我进来，对着话筒说了句”稍后再谈”，挂了。
“苏念？”
“嗯。”
“坐。”
他打量了我一下。
我穿着学校超市买的五十块短袖、牛仔裤、帆布鞋，头发用一皮筋扎着，脸上什么都没涂。
在他那间办公室里，我像一张草稿纸混进了公文堆。
“你的简历我看了。”他翻开桌上一个文件夹，”省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绩点3.87，全系第二。翻译专业辅修证书，英语专八。司法考试在读期间通过。”
他合上文件夹。
“这个履历，不应该只做翻译。”
“我需要钱。”我说。
没什么好绕弯子的。
“多少？”
“十五万。我要做手术。”
他没有表情变化，只是把文件夹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支票本。
我看着他写下数字，心脏跳得很用力。
他撕下来，推过来。
三十万。
“多了。”我说。
“手术费十五万，术后恢复、营养、后续复查，你算过吗？”
我没说话。
“这不是施舍。”他站起来，绕过桌子，”我有一套房子空着，市中心，你住进去。不用付房租。翻译的活照接，工资照发。”
“为什么？”
他看了我几秒。
“你翻的合同帮我避开了两个法律漏洞，省了我三千万违约金。三十万块钱，我付得起。”
我攥着那张支票，指甲掐进掌心里。
尊严和的命，摆在一起的时候，尊严轻得没有重量。
“我会还。”
“行。”
他把车钥匙扔给我，一辆黑色保时捷卡宴的钥匙。
“出门左转地下车库，B3-07。房子的地址我让助理发你。”
我攥着车钥匙出了他办公室的门。
助理在外面等着，递过来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把房门钥匙和一张物业卡。
走进电梯的时候，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东西。
支票、车钥匙、房门钥匙。
我突然很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