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校长，”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沉：
“周梅的精神状况显然已经不适合留在现场。为了在座师生的安全，我建议先让她离开会场，由校医和家长陪同做进一步检查。”
他说得冠冕堂皇，但意思谁都听得懂，把人弄走，让她闭嘴。
校长低着头，没说话。
不到两分钟，来了三个人，到竞赛会场。
三个穿制服的保安出现在门口。
他们个个膀大腰圆，看了继父一眼，直接朝我走过来。
主考官跨出一步挡在我前面。
“你们要什么？这个学生的成果需要进一步鉴定，你们不能……”
话没说完，继父身后跟着的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伸手把主考官推了个踉跄。
那是继父的私人司机，兼半个打手。
“这是学校内部的安全管理事务，”继父面无表情，“跟学会无关。”
主考官被推得撞在课桌角上，眼镜都歪了。
他张了张嘴，可他在人家的地盘上，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
三个保安一拥而上。
两个人架住我的胳膊，第三个人从背后扣住我的肩膀，把我强行拖离讲台。
我的脚后跟在瓷砖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放开我！”
我挣扎，踢蹬，但一百来斤的身体怎么也挣不过三个成年男人。
继父站在三步开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周梅，你需要休息。我已经联系了心理预中心的医生，他们会帮助你的。”
他的语气平静、体面，甚至带着一丝“关怀”。
像是在处置一个闹事的精神病人。
比直接骂人恶心一百倍。
妈妈冲过来，踮着脚凑到保安耳边嘀咕了几句。
保安的手臂钳得更紧了。
我的手腕被两只大手反拧在背后，关节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右手手背上烫伤疤被他的手指碾过去。
新长出来的薄皮磨破了。
血渗出来，顺着指缝往下淌。
我被架着往门口走，膝盖在地板上拖出两道印迹。
全场几百个学生和家长，有人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这一切，还有人在录像。
路过妈妈身边的时候，我听到她低声对继父说：
“建国，你放心，我把她送走了，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了。”
她的语气里，有讨好。
有邀功。
甚至有如释重负。
我的手指抠住了会场的门框。
指甲嵌进木头和金属的接缝里。
保安回过头，不耐烦地扯了一把。
我没松手。
他举起腰间的橡胶棍，对着我的手背砸了下去。
闷响。
我听到自己的指甲断裂的声音。
不是一，是三。
我闷哼了一声，但手还是没松。
“你松不松？！”保安骂了一句，抬脚踢我的腰。
妈妈走过来，站在门口。
她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然后低下头，抬起脚。
她的脚踩在我掉在地上的一块东西上。
是一只旧手表。
表带是磨毛了的棕色皮革，表盘上有一道裂痕，秒针还在走。
那是爸爸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
我亲爸，那个在我八岁那年得了癌症走掉的男人。
他去世前一天把手表从手腕上摘下来，塞进我校服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