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周伟冲了过来，脸色惨白，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钱文海的大腿，哭着哀求：“爸！您别这样！小雅她……”
钱文海厌恶地一脚踢开他，那力道让堂哥在地上滚了一圈。
“别叫我爸！你和你那个当局长的叔叔，这辈子都完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满地狼藉和我们一家人的尊严碎片。
事情还没完。
第二天，大伯周建民就冲到了我家。
他不是来商量对策的，是来撒泼的。
他通红着眼睛，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指着我爸的鼻子破口大骂：
“周建国！你就是个扫把星！克星！建军要不是你这个亲哥，能摊上这种事？现在好了，我儿子的婚事黄了，市中心的房子也没了！你满意了？！”
我妈气得浑身发抖，冲上去跟他理论：“周建民你讲不讲道理！建军出事跟建国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他就是八字硬，克兄弟！克全家！”大伯的唾沫星子喷了我爸一脸。
整个过程，我爸就那么坐在小板凳上，一接一地抽着最便宜的劣质香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布满沧桑的脸，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他没有反驳一句，也没有抬头一次，只是沉默地，将所有的屈辱和指责，都吞进了肚子里。
我看着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全家福，照片里，年轻时的二叔和我爸并肩站着，笑得那么灿烂。
现实，却讽刺得让人想哭。
从那天起，我们家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阴霾笼罩。
大伯再也没登过我家的门。
亲戚们在路上遇见，也绕道而行。
“二叔”这个名字，成了一个禁忌，谁也不敢再提。
也是从那天起，我爸每天做饭，都会多准备一份。
一份是我们三口人的，另一份，他会仔细地装进一个老旧掉漆的绿色保温桶里。那个桶，比我的年纪都大。
第一次去送饭，我执意要跟着去。
压抑的气氛让我喘不过气，我想陪陪他。
监狱那扇冰冷厚重的铁门，像一头沉默的巨兽，吞噬了所有的希望。我爸被门口的狱警拦了下来。
“不符合探视规定，家属不能随便见。”狱警面无表情地说。
“那……这饭能给捎进去吗？刚做的，还热乎。”我爸卑微地举起手里的保温桶，脸上带着讨好的笑。
“不行，有规定，外面的东西一律不能送进去。”
我爸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走到门卫室，在一个厚厚的登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二叔的名字：周建军。
然后，他把那个保温桶郑重地放在门卫室的窗台上，对那个昏昏欲睡的门卫说：
“同志，麻烦您了。万一……万一能送呢셔。”
门卫不耐烦地挥挥手，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爸就那么带着我，默默地转身回家。
回去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手里的保温桶是满的，他的脚步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