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生拿着单子走过来，把医保卡和身份证还给她。
“先住三天。”他说，脸上没什么表情。
“花了多少？”
“押金两千。”
宋昭低下头。两千块，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陈海生一个月到手三千八，房租三百，水电一百，吃饭七八百，还要给他爸妈转一千——他爸腰不好，不了重活，家里就靠他妈一个人种地和他每个月转回去的钱撑着。
“等我发工资了还你。”宋昭说。
陈海生看了她一眼，把住院单塞进口袋里：“说什么呢，结了婚了还分你的我的？”
这句话说得宋昭心里暖了一下。很短暂的一下，像冬天里喝了一口热水，从喉咙暖到胃里，然后就凉了。
住院的三天里，陈海生每天下班后骑一个小时的摩托车来医院，第二天早上六点再骑回去上班。晚上他就睡在病床边的那张折叠椅上，一米七八的个子缩在一米六的折叠椅上，腿伸不直，翻个身椅子就嘎吱嘎吱响。
宋昭半夜醒来，看到他蜷在折叠椅上，身上盖着自己的外套，眉头还皱着，像在做不好的梦。
她看了他很久，然后轻轻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眼睛。
三天后出院，花了三千二，医保报了一半，自费一千六。加上检查费和药费，这一趟总共花了两千出头。
回去的路上，陈海生骑摩托车，宋昭坐在后座。风很大，她把脸埋在他的背上，感觉到他后背的骨头硌着她的脸颊。
他没有说话，她也没有说话。
此后的半年里，这样的子反复上演——咳嗽、发烧、去医院、检查、拿药、回家、再咳嗽、再发烧、再去医院。
县医院去了四次，市医院去了一次。市医院那次花得最多，光检查费就一千八，加上专家号、药费，一趟下来三千多。
陈海生从来没有说过“不去了”或者“没钱了”。每次宋昭说要去医院，他就去请假，就骑着摩托车带她去。挂号排队交钱拿药，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越来越熟练，也越来越沉默。
但他的沉默和最开始不一样了。
最开始他的沉默是木讷，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现在的沉默是一种钝钝的忍耐，像一个人扛着重物走路，不说话不是因为不累，而是因为说了也没用，还得继续扛。
宋昭能感觉到这种变化，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能做的只是尽量少去医院，尽量忍一忍，尽量不咳出声来。
可是病这种东西，不是你忍它就消失的。
转折发生在婚后第八个月。
那天宋昭又发低烧了，三十七度八，不算高，但她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走路都像踩在棉花上。她坐在客厅的折叠桌旁边，陈海生坐在对面，两个人刚吃完晚饭——一碗面条，一个炒青菜。
陈海生把碗筷收到厨房，洗了，然后回来坐下，拿起手机看了一会儿。宋昭注意到他看手机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然后很快松开。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我妹打电话说，我妈腰疼犯了，在卫生所输液。”
“严重吗？”
“老毛病了。”他顿了顿，“说是花了六百多。”
宋昭听出了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六百多，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小数目。上个月她去市医院花了三千多，这个月又花了几百块买药，家里的存款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