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糙爹住院的那几天，我和罗糙几乎是连轴转。
白天我守着饭馆，把里外打理得滴水不漏，不让红姨多一份心；夜里换罗糙去医院守着他爹，我就两头跑，一边照看我爹，一边帮着给罗糙送粮热水。
钱是红姨拿的，情是我们兄弟俩扛的。
罗糙变了。
不再毛躁，不再冲动，说话做事都沉了下来，眼里多了一股韧劲。他爹病情稳住的那天，他从医院回来，第一时间不是回家，不是去饭馆，而是径直找到了赵老鬼放话的那个建材铺子。
我不放心，悄悄跟了过去。
我以为他要拼命，手里都攥好了的木棍。
可他没有。
他就站在铺子门口，不吵不闹，声音不大，却让路过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赵老板，你之前答应借我钱，条件是让我偷红姨的单据、毁棚户区的账，这话你说过吧？”
赵老鬼正坐在门口喝茶，脸色当场就沉了：“罗糙，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有证人。”罗糙往前站了一步，腰杆挺得笔直，“那天传话的黑褂子还在，棚户区好几个人都听见他威利诱。你想强拆、截补偿、拿穷人的命换钱，真要闹到街道、闹到城西张老板面前，看看谁先丢饭碗。”
赵老鬼猛地站起来，指着罗糙的手都在抖：“你个小兔崽子，敢反咬我？”
“我不咬你。”罗糙眼神冷硬，“我就告诉你，以后别再打棚户区的主意，别再打我和二狗的主意。我们穷，但我们不傻，我们也有底线。”
说完，他转身就走，没回头，没多一句废话。
我站在拐角，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又酸又热。
那个只会抡棍子拼命的罗糙，真的长大了。
他学会了用道理，用规矩，用人心，护住自己，护住身边的人。
可赵老鬼是什么人？
吃软不吃硬，记仇不记恩。被两个半大孩子当众落了面子，他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麻烦来得比预想中更快。
三天后的清晨，我刚推开红记小馆的门，就发现——水停了，电断了。
灶台里的火生不着，水缸空空如也，电灯按破了都不亮，整条巷子静得吓人，只有风在空荡荡的街面上乱刮。
不用问，又是赵老鬼的手段。
他不敢明着砸店，就用最阴的法子，断水断电，红姨做不成生意，棚户区熬不下去。
罗糙闻讯跑过来，一看这场景，眼睛瞬间红了：“王八蛋！我去跟他拼了！”
我一把拉住他，死死按住。
“不能去。”我声音很稳，“一闹，理就没了，红姨之前争取的东西，全白费。”
“那咱们就这么等着？”罗糙吼道，“店开不了，大家喝西北风？”
我没说话，目光望向棚户区的方向。
断水断电，断的不是一家一户，是整片棚户区。
赵老鬼以为能把我们死，可他忘了——把穷人到一起，就是最硬的力量。
“走。”我拉着罗糙，“挨家挨户喊人，都到巷口。”
天刚大亮，棚户区的男女老少就扛着锄头、拎着扁担、抱着孩子，密密麻麻聚在了巷口。没人指挥，没人煽动，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要抱团保命。
红姨也来了。
她站在最前面，没喊没闹，只淡淡说了一句：“今天，我们不，不砸东西，就站在这里，等一个说法。”
几十号人，安安静静站在断水断电的街口，不堵路，不闹事，就那么笔直站着。
工地工人路过，停下了脚；菜市场小贩路过，放下了担子；连街道办事的人经过，看见这场面，都不敢硬着头皮往前走。
人多，心齐，不越界，不闹事。
这就是最吓人的声势。
赵老鬼不是想藏在暗处吗？
我们就把一切摆到明面上，让整个朔城都看看，他是怎么断水断电、欺压穷人的。
没过半天，城西就传来了消息。
张老板那边顶不住压力，派人传话，勒令赵老鬼立刻恢复水电，不准再用阴招，拆迁的事必须按正规流程走。
下午两点，水管里重新流出了水，灯泡“啪”地亮了起来。
整条街爆发出一阵低低的欢呼。
我们没动拳头，没流一滴血，就赢了。
赵老鬼自始至终，没敢露一面。
他输了，输在不讲理，输在失人心，输在以为穷人只会跪着求饶。
傍晚，饭馆重新升起烟火，热气腾腾的饭菜香又飘满了巷子。红姨炒了一大盆土豆炖肉，给棚户区每家都盛了一碗，大家端着碗，蹲在门口吃，吃得踏实，吃得安稳。
我和罗糙坐在台阶上，看着眼前的灯火，一句话不说，心里却都敞亮。
红姨走到我们身边，轻轻坐下。
“今天，你们立住了。”她语气很轻，却满是认可，“不是靠蛮劲，是靠人心，靠规矩，靠不散的情义。”
“红姨，”我小声问，“赵老鬼还会再来吗？”
“会。”红姨点头，很脆，“只要利益够大，他就不会死心。但你们记住——心不散，骨不弯，不拔，谁也赶不走你们。”
风又吹了起来，卷起几片落叶。
棚户区墙上的“拆”字依旧刺眼，可那股压在头顶的阴霾，已经散了大半。
我望着眼前的灯火、人群、兄弟，望着红姨平静却坚定的侧脸，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极其清晰的念头：
我不再是那个任人踩踏、只求活命的陈二狗了。
我有店，有家，有兄弟，有规矩，有一整片扎在泥里的人心。